趙可金:中國有能力做好“全球引領者”
作者:赵可金

中國有能力做好“全球引領者”
趙可金
近年來,中國非凡的發展表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國震撼”“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模式”等聲音日漸升温。尤其是隨着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退出TPP、退出《巴黎協定》以及眾多保護主義的舉措,讓整個世界都把目光轉向中國,關於中國替代美國成為世界領導者的聲音多了起來,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先能引領世界才能領導世界
耶魯大學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説,歷史上的大國興衰,最主要的取決於技術進步和組織變革,無論是大英帝國的興起,還是美國霸權的擴張,背後既有賴於工業革命、電氣革命等重大技術革命,也得力於代議制政府和分權制衡體系的建立和鞏固。儘管這些大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時常不得人心,但這些國家引領世界的能力和走在時代前列的超前意識的確是令世界矚目。歷史經驗證明,一個國家要想成為全球領導者(leadership),首先要成為時代引領者(headship),要幹在實處,走在前列。
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一直對霸權有着十分警惕的態度。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就高舉反霸的旗幟,堅決與形形色色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做鬥爭。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在國際舞台上恪守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不扛旗,不當頭,不稱霸,不在海外駐紮一兵一卒,不捲入他國內部紛爭,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顯然,中國強調做時代的引領者並不是放棄反霸的旗幟,而是在面對全球性挑戰時,做一個負責任、敢擔當的大國,努力為人類做出較大貢獻。
值得提醒的是,區分全球引領者和全球領導者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是否順應歷史和時代發展的內在規律,具體表現為是否有強大理論指導。當下,在討論中國要不要做全球領導者的問題上,要竭力避免陷入“策論”的陷阱,而要善於從形形色色的“策論”爭辯中走出來,進入紮紮實實的理論爭鳴。要善於汲取和借鑑歷史上各種文明的發展經驗,既要總結近代以來西方大國興衰的規律,也要善於吸收伊斯蘭世界、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等非西方文明中藴含着的古老智慧和寶貴經驗,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引入一個強大理論指導的軌道,直面當今世界面臨的各種挑戰,發現破解世界難題的“中國方案”,成為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的引領者。
因此,中國應該關注的不是要不要做全球領導者的問題,而是如何做全球引領者的問題,唯有先能夠引領世界,中國才有資格領導世界。
領導世界重在贏得追隨者
從領導學理論來看,領導的本質是獲得追隨者,領導者與追隨者不是上下級的依附和隸屬關係,而是心心相印、合作共贏的共生關係。領導者的使命就是發現超越現實迷障的方向,追隨者則是團結在領導者周圍的志同道合者。中國有句古話,“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只要志同道合,即便是遠在天涯,也會惺惺相惜。中國要做全球引領者,絕不是將自己與世界隔絕起來,而是要順應潮流,與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協力奮鬥,共赴前程。
事實上,中國古人在解決這一問題上歷來有着強大的智慧支持。早在先秦時期,中華帝國就已經形成了天命、天下和家國有機結合的世界觀,崇尚王道,反對霸道,追求文化天下,協和萬邦。“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在中國人的王道世界觀看來,天下大同,四海歸一,是人間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因此,中國古人在理解世界的時候普遍不太重視疆域觀念,而更看重德治教化,崇德尚義,這一傳統對於今天的中國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
近年來我國外交“義利相兼、以義為先”的義利觀就是此種智慧的現代結晶,也是中國贏得國際追隨者的強大思想力量。也許這一至理短期內尚難感化世界範圍內那些飽受“叢林狀態”之苦的普羅大眾,但只要中國在處理與世界關係時一以貫之,久而久之,就會自然形成全球領導者的位置。
中國要發揮領導力優勢
也許很多人質疑中國能否引領世界的主要理由是國力不夠,認為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大國。説實話,這的確是一種“恐美症”,對美國瞭解越深的人,越發認識到美國的強大,長期下去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依賴美國”“恐懼美國”甚至“美化美國”的思維定勢。
毋庸置疑,美國今天還是很強大的,中國要想總體上超越美國肯定還要假以時日。但反過來想一下,如果只有在國力上全面超過美國或絕對領先才配作為“領導者”,那在當前階段討論“領導者”有什麼意義呢?這是一種典型的“實力決定論”,如果從“實力決定論”來看,就不會有歷史上像官渡之戰那樣眾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例。
綜合考慮,中國應首先善於釋放在引領世界層面的能力優勢,通過建立世界經濟“統一戰線”,凝聚全世界致力於全球共同發展的力量,不斷夯實中國引領世界的社會基礎。
事實上,中國在很多領域已經出現“領域優勢”,比如在高鐵、核電、航天、能源、互聯網等領域。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它們事實上已經在發揮全球引領角色,我們完全有理由支持它們發揮更大的作用。一句話,中國的全球性作用不是中國主觀上是否準備好了的問題,而是客觀情勢使然。(作者是清華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