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美關係“跑調”暴露西方世界嫌隙加深

默克爾與特朗普 （圖源：《華盛頓觀察家報》）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批評德國、開啓德美互懟模式後，德國方面的應對漸趨強硬：默克爾總理不僅在特朗普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後公開表示“德國不能再依賴他人、歐洲必須將命運操於己手”，還公開指責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並且誓言要在即將舉行的G20峯會上“為守護自由貿易和《巴黎協定》而戰”。在剛剛發佈的德國執政黨競選綱領中，對美國“歐洲以外最重要朋友”的定位被“夥伴”一詞所取代，更讓世人對德美關係的冷淡頗多關注。

德國和美國本是分處大西洋兩岸的一對“親密盟友”。然而，在冷戰結束、來自外部的共同敵人消失後，雙方在經濟、安全乃至價值觀上的分歧和矛盾開始不時出現。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時，德國出於維護自身安全和反對單邊主義的目的，在歐洲國家中帶頭反對美國的戰爭政策。在被爆出美國安全部門對默克爾總理進行監聽的醜聞後，德美這對盟友“親密”背後的真相也着實讓人大跌眼鏡。在被特朗普揪着不放的貿易問題上，德國對美貿易順差連年增長，2016年高達650億美元，其中除了特朗普所説的歐元貶值因素外，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德美工業部門之間的同質競爭異常激烈：德國前十大出口類別中有九個（如機械和電子設備）與美國前十大出口類別相同。在以“美國優先”為口號要重振美國工業的特朗普看來，競爭力越來越強的德國自然是“很壞很壞”。

*在這些德美經濟競爭和政治齟齬的常態之外，近來德美關係中出現的“新常態”尤其是在觀念上的分歧，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矛盾。*首先，特朗普在美國貿易逆差問題上指責德國和歐盟，不僅直接威脅到1000多億美元的雙邊貿易，更威脅到被德國視為安身立命、持續發展之所的歐洲一體化，還動搖了使德國在戰後廢墟上實現經濟崛起的自由貿易和開放的市場體系。其次，特朗普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倒車，重走依靠傳統能源的老路，不僅與德國試圖主導的能源轉型方向相悖，而且將極大地影響德國新能源產業的做大做強和向全球擴張。最後，特朗普將移民與就業和安全問題直接掛鈎，採取限制移民的政策，這與對難民實行“開門政策”並將移民與未來德國經濟發展相聯繫的默克爾，在理念和政策上發生直接衝突。在德國看來，美國的相關政策不僅直接影響到在難民問題上的國際合作，還從根本上損害了西方好不容易經營起來的“人道形象”。此外，以“造反者”形象異軍突起的特朗普和連續執政已達12年的默克爾之間，也存在着難以調和的西方政治內部建制派與反建制派之間的鬥爭。

*上述德美之間的新矛盾都將直接反映在此次由德國主辦的G20峯會上。*在全球化受挫、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國主辦的G20杭州峯會成功地抑制了種種逆流，在堅持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尋求可持續發展以及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作為本屆峯會的主辦國，德國希望延續杭州峯會的成功路徑，確保上述成果的落實。但特朗普政府在貿易問題上的持續施壓，導致此前的G20部長級會議在反對保護主義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出現倒退，這自然讓想要通過G20峯會維護自身利益並提升領導者形象的德國很沒面子，德國朝野都發出呼籲，要求默克爾總理頂住來自美國的壓力。在這樣的內外背景下，默克爾才有了近來一系列的強硬姿態和聲音，對德美關係定位做出了雖然細微但卻耐人尋味的調整。在目前的氛圍下，G20峯會上德美在一些關鍵議題上的直接碰撞看來難以避免。

儘管德美關係目前進入冷淡期，甚至未來還會在經貿、政治和安全上發生激烈摩擦，但德美關係的整體結構並未發生根本變化。首先，德美關係仍然有巨大的經濟相互依存作支撐。除了鉅額雙邊貿易外，德國對美直接投資高達2000多億美元，德國企業在美國創造了64萬個工作崗位，而且正如德國經濟部長在為對美貿易順差辯護時所説，“德國貿易順差大多是美國購買的機械和廠房，這對特朗普要實現振興美國製造業的目標來説不可或缺”。其次，德國要主導歐洲事務、應對俄羅斯“威脅”，還必須依靠美國的支持和幫襯。在安全問題上缺乏能力和意願一直是德國實力的短板，儘管德國已開始積極推動歐盟的安全和防務能力建設，但在短期內歐盟難以形成獨立、有效的安全合力，還必須依靠美國主導的北約來應對安全威脅。最後，德國政界仍然堅信，特朗普當政只是美國政治變化中的一個暫時現象，仍然寄希望於美國的政治主流能對特朗普的政策進行修正，仍然期待德美關係能在經歷“特朗普風波”後重回正軌。但近期德美關係一系列變化也表明，即便德美關係的根基猶在，但西方國家內部實力競爭加劇、觀念分化失控的趨勢將成為新的國際關係格局的重要內容。

（崔洪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海外網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