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鬧劇”一週年 學者：仲裁損害海洋法

中國南海領土主權神聖不容侵犯（圖源：新華網）

2016年7月12日，由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所謂 “最終裁決”，引發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對於這個結果，中國的立場是一貫的。誠如外交部當日表態，這個所謂的仲裁庭從一開始就建立在菲律賓違法行為和非法訴求基礎上，它的存在不具有合法性，它作出的一切裁決都是徒勞的，是沒有任何效力的。

一年後的今天，南海局勢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在中菲雙方努力之下，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更加鞏固，也為地區的海洋爭端解決提供了思路和示範；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得到東南亞各國的積極響應，2017年5月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東盟10國來了7個領導人，另外3個國家也分別派出重要官員參與；中國與東盟積極磋商，“南海行為準則框架草案”也已經完成，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國和日本在海上遏制中國的島鏈戰略和菱形安保政策的破產，南海地區乃至西太平洋地區的海權博弈格局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金永明近日撰文，從法律角度分析南海仲裁案的嚴重錯誤。金永明認為，仲裁庭執意推進仲裁程序，利用其身份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體系的制度性缺陷，超越和擴大自身權限，作出了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等方面存在嚴重錯誤的違法裁決。這樣的裁決不僅不能解決爭議，使南海問題爭議更為複雜和困難，而且使現有的海洋法遭遇衝擊，導致海洋法體系混亂，無法促進海洋法的發展，使國際海洋秩序面臨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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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司法或仲裁的基本功能之一是解決爭端，即所謂的“定分止爭”的功能。此菲方提起的訴求既非完全屬於《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也非中菲兩國之間存在的真實的爭端，這些訴求不存在法律爭議，仲裁庭對菲律賓提起的仲裁事項缺失管轄權。

菲方指稱依據《公約》第286條、第287條和附件七提起強制仲裁程序，“以求和平並永久地解決”雙方爭端。從形式上看，菲方提起的仲裁滿足上述要件。換言之，菲方單方面提起仲裁併不需要他方的同意，菲方具有提起仲裁的主體資格，即主體適格性。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其提起仲裁需要滿足多項前提條件，特別應用盡相關協議規定的解決方法和交換意見的義務並履行用盡上述方法無法解決的舉證義務，即仲裁的可受理性問題。這些條件是《公約》體系的根本性要求。仲裁庭不僅在雙方沒有用盡和平方法談判解決爭端的義務以及談判解決爭端的交換意見義務，而且將歷史性權利排斥在《公約》調整對象之外，破壞了海洋法有關海洋爭端解決體系的完整性。

從菲律賓所提仲裁事項內容可以看出，其提起仲裁的目的是為了抹殺中國在南海依據歷史性權利可以主張的海域權利的屬性，降低中國在南沙所佔的島礁的法律地位和屬性，使中國無法依據所佔島礁主張更多的海域；試圖將中國在南沙島礁及其周邊海域的行為和活動認定為侵犯菲律賓依據《公約》所擁有的權利，為菲方在南海獲得更多的權利尋找“理據”。換言之，菲律賓發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要害在於，片面選擇性利用《公約》有關專屬經濟區等條款，力促傳統的南海法理鬥爭核心發生轉移，即從南沙島礁歸屬問題轉向對島礁法律地位和南海斷續線法律效力的質疑，達到其規避爭議實質、侵蝕中國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的目的。

南海仲裁案是我國批准加入《公約》以來首起被動應對的海洋爭議仲裁案件，可以預見，今後我國還會遭遇類似的案件。不可否認，菲律賓惡意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使仲裁員利用其職權，借用《公約》體系的制度性缺陷，超越權限（尤其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存在嚴重錯誤）作出的所謂裁決，不僅無法解決爭議，無法發揮“定分止爭”的作用，而且使南海爭議更為複雜，損害《公約》體系的完整性和權威性，剝奪《公約》成員國自主選擇爭議解決方法的權利，不可避免地損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確立的國際法原則和制度，損害中國在南海諸島的權益，所以中國政府“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的政策立場，具有國際法依據，目的是維護《公約》的權威性和完整性，理應受到尊重。

（整理/王書央 原文載於《政治與法律》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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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書央、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