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莫迪改革劍指印度國家經濟能力

近來，一個“自信滿滿”的印度昭然出現。這種自信有很大一部分源自該國總理莫迪初見成效的內部改革措施：在“印度製造”、廢鈔令、商品服務税(GST)改革之外，莫迪還設立“轉型委員會”以取代國家計委，並用“三年行動計劃”“七年戰略規劃”“十五年遠景文件”替代原有的五年計劃。莫迪的這些改革是他加強中央集權和經濟調控能力的舉措，客觀上有助於打破原有利益藩籬，助推印度經濟維持動能。

印度的計劃經濟始於立國之初。當時剛剛脱離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極其渴望獨立自主。為此，尼赫魯背棄了聖雄甘地“家庭小工業”“回到農村”的主張，轉而選擇計劃經濟模式，企圖把印度從積貧積弱的農業國快速打造為工業國。當時，尼赫魯也建立了國家計委和各式各樣的機械工業部，制訂五年計劃，在各地掀起投資、建設熱潮。崇尚工業大發展的尼赫魯當時甚至宣稱“大壩應該成為現代印度的神廟”。

然而好景不長，由於沒有建立起與經濟模式匹配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印度的計劃經濟很快被官僚集團佔據。印度既沒有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的利潤導向，也沒有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命令導向，因此出現了一種最糟糕的現象：由於計劃經濟的條框限制，印度的自發經濟活動受到嚴格制約，自下而上的市場調節幾乎失靈;同時，由於印度也沒有一套高於官僚體系的政治系統，這導致佔據大量資源的官僚集團各自為政，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也幾乎失靈。

此外，由於沒有完成徹底的土地改革、社會改造和基層政權的滲透，印度與中國、蘇聯相比，資源動員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例如雖然印度和中國一樣在早期的五年計劃中實行了工農業剪刀差的政策，但是卻沒法像中國一樣集中優勢資源搞工業化重點突破。資源動員能力不足的問題在工業化初期還不明顯，但隨着工業規模擴大，印度就出現了後勁不足的狀況。因此，在中國具有很強進取性和導向性的五年計劃，到了印度就成了抱殘守缺的切蛋糕工具。

圍繞這套體制，印度滋生出一個空前封閉僵化的官僚集團，而印度國家計委就成了這套體系的縮影。由於有權向各邦分配中央資金和批准中央的資本支出，印度國家計委積累了極大權威，甚至成為與內閣平行的組織——因為印度總理既是內閣首腦，也是計委首長。印度國家計委依託強大的職業官僚集團，既可以抵抗來自各地方各部門的政治壓力，也無需理會市場運行的邏輯，因此就發展出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例如，印度國家計委常常無視各地不同情況，機械地套用“統一標準”，使得地方政府在執行計委的各種規劃時苦不堪言。例如莫迪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就因其特立獨行的作風而多次受到國家計委的干涉。

在印度人民黨2014年大勝之後，莫迪就開始盤算他的計委整改計劃：用以智囊諮詢為主業的“轉型委員會”代替以審批分配為主業的國家計委，用建議性的各類規劃代替指導性的五年計劃。雖然莫迪宣稱要使計劃制定更加“自下而上”，但是他的改革事實上把計委官僚的權威轉移到他所控制的部門，比如財政部和財政委員會。如此一來，莫迪可以更加靈活地在各邦間分配財政資源，並可以更自由地制定中央的資本支出，從而增強中央的掌控能力。在計委改革之後，新成立的轉型委員會一躍從僵化封閉的官僚獨立王國，轉為莫迪身邊的頭號改革智囊，通過設計框架、發佈意見、評估效果等方式，不斷把莫迪的改革意圖貫徹進政策之中。

轉型委員會的許多策略方針中都可以見到中國的影子。例如，在轉型委員會新頒佈的《2017-18至2019-20三年行動規劃》中，濱海經濟區就是印度學習中國經驗的集中體現。其實，印度早在1967年就建立了第一個經濟特區。但是由於規模小、數量多、地理位置不合理，且行政管理落後，印度的幾百個經濟特區紛紛淪為雞肋，有的還成為偷税漏税的樂園。而在莫迪的推動下，此次由轉型委員會主推的“濱海經濟區”則徹頭徹尾模仿深圳特區——規模大、數量少、處於濱海便利位置，且擁有足以克服地方官僚勢力的特權。以中國沿海特區為模板，莫迪希望印度的濱海經濟區能夠引入市場力量撬動印度低廉的用工成本，從而推動工業化大跨步發展。

從根本上説，莫迪的計委改革同時強化政治和市場兩條邏輯主線：一方面用行政手段打碎獨立小王國，把被官僚小集團分割佔據的權力歸攏到中央;另一方面，把一部分調控職能下放到市場，使市場發揮更高效的調節作用，以此撬動潛在的資源稟賦。如果把“印度製造”、廢鈔令、商品服務税改革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莫迪改革劍指印度國家經濟能力。如果實施順利，這將使印度政府獲得更強的經濟治理能力，使其得以從容應對基礎設施、徵地賠償、勞工政策等限制印度工業化起飛的桎梏。作為世界上除中國外唯一一個10億級別人口的國家，印度如果沿着中國的足跡崛起必將是一件足以影響世界經濟政治版圖的大事，對此中國絕對不可輕視。(作者是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