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寶：“圍觀”拍照的倫理危機

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日前發生一起車禍，導致多達18死30傷。由於在救援中部分圍觀羣眾停車或減緩車速拍攝事故畫面，堵塞了緊急通道，耽誤了救援時間，德國政界為此討論將此類行為罰金從20歐元提高到155歐元(約1187元)。這種“圍觀羣眾”造成的問題很早就成為了德國的政治議題，對中國的“吃瓜羣眾”來説，這種現象並不鮮見，甚至很普遍。

在自媒體大行其道的今天，看到什麼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出手機“有圖有真相”，然後便手指一按，發到朋友圈刷一下在現場的存在感，已經成為一些人習慣性的動作。圍觀人跳樓，圍觀車禍現場，以現場的真實感第一時間發佈為傲為樂，完全不顧當事人的感受。前不久，江蘇豐縣幼兒園門口發生惡性爆炸案，現場慘不忍睹。居然有人將血淋淋的現場、甚至受害人傷亡的慘烈場景拍攝傳播，即便有些人加上了“同情”的按語，但這類行為，實際上是對傷亡者的二次傷害，他們對此卻毫無歉疚。

拍攝者的倫理，多是新聞學針對職業新聞人或機構探討的話題。最為典型的便是南非自由攝影記者凱文·卡特。他拍攝了一個瀕死的小女孩匍匐在地，身後不遠處一隻禿鷹似乎在等待她的死亡。他因這幅照片《飢餓的女孩》獲得了巨大的榮譽，也飽受職業倫理的質疑，最後受不了良心的譴責而自殺謝世。但之後，類似的案例依然很多。美國一男子被推下站台，攝影師拍到了瞬間，這張照片登上了《紐約時報》，引發了巨大爭議。在救人和拍攝之間的價值排序爭議，似乎是一個糾纏不清的議題。

針對圍觀，德國方面認為提高罰款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威懾，“司機必須意識到他們的行為會導致什麼。”德國議會將此視為一個政治議題，恐怕肯定也有倫理的考慮。今天，普通人在圍觀拍攝時，雖然沒有職業倫理的糾結壓力，但無節制的拍攝是不是無節操，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

許多圍觀者並沒有這一意識，或者根本不屑關注這樣似乎高冷的話題，但現實狀況是越來越多的此類行為，又讓我們對這一現象不能熟視無睹。一些圍觀拍攝者，都有一種從眾心理，似乎從眾讓其免除了道德的壓力，而更多的圍觀者，則淪為了可悲的鍵盤俠，虛幻地從“報道現場”中收穫了一種理所當然的“成功感”。而這，正是對這一現象沒有道德定性的結果。

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中這樣寫道：“相機是槍支的昇華，拍攝某人是一種昇華式的謀殺——一種軟謀殺，正好適合一個悲哀、受驚的時代。”在移動媒體、社交媒體漸成主流的時代，對悲劇現場的無原則拍攝、濫傳，恐怕也有軟傷害之嫌。對這一現象的討論，不應該侷限於職業道德的範疇，僅僅是作為一個社會人的角度，也有探討的必要。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教授德温·瑪丁在談到攝影記者應具備的倫理道德品質時曾説：“攝影記者應該是善良、禮貌和關心他人的，並且這應該得到社會的尊重和嘉獎。”那麼，我們每一個社會人，不也應該是善良、禮貌和關心他人的嗎？從這個角度來説，在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故和悲劇是，哪怕你不是伸出援手，也要約束一下自己。這個時候不顧一切拍攝，是無聊的，甚至是殘忍的，也是可恥的。(作者是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