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雲：城市疏解切莫犧牲包容性

一則北京大興區榆垡鎮求賢村收取流動人口費用的通知日前在網上流傳。通知顯示，該村為完成“外來居住人口為零”的指標，將對該村外來居住人口實行單月收費制，包括外來居住人口按人頭或按大棚、門臉、飯店等不同經營形式，每月須繳納2000-5000元不等的費用，違者將被遷出。

儘管“零外地人指標”的真實性還有待證實，但在北上廣等一些大城市，外地人與本地人間的磨合與矛盾是長期存在的。

今天北京的高度城市化得益於外來要素的大量流入，包括外來人口。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北京市總人口為885.7萬人，目前已超過2200萬人，增加的人口絕大部分來自外地。

根據世界城市發展的教訓，如果擁擠過度的城市得不到及時有效疏解，就有可能因膨脹而陷入蕭條，不僅導致這類城市失去發展活力，而且可能拖累整個國家的發展。中央高度重視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也正是基於這一原因。

然而，大城市疏解並不等於強制驅趕外來人口，更不等於追求“外來人口零指標”。對外來人口租住收取費用既沒有法律依據，也是沒有包容性的表現，有“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嫌。

從理論上説，北京的“四個中心”定位並不等於首都功能，非北京定位功能也不完全是非首都功能。北京是首都，同時也是一個超級城市。作為一座城市，北京的正常運轉離不開低端服務，只有低端生產性與生活性服務業中的超額部分才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因此切不可迫於完成疏解任務而一味用行政處罰手段驅趕所有外來人口。

北京獨一無二的政治地位與較多的發展機會是人口膨脹的根本原因。在疏解超額的外來人口時，必須兼顧政府與市場兩種手段，在中央與地方兩個層面消除人口過度集聚的根源。

在中央層面，宜儘快解決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區域不公問題。相當一部分外地人口進入北京，主要目的是為子女找到一個上好大學的機會，如果不在地區間合理分配大學錄取指標，則北京的吸引力不可能降低，還會有源源不斷的人想方設法弄到北京户口。

在北京層面，針對超額外來人口問題，可採取嚴格的最低工資法，通過工資門檻將一些低利潤企業排除在北京之外。

需要意識到，當前地下室出租現象十分普遍，是大量外地低收入人口滯留北京的重要原因。清理地下室出租，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北京的人口壓力，但這個手段使用時必須慎重。對於北京發展必需的外地低收入者，北京市不僅不能驅趕，反而應該運用公共住房等政策，想方設法改善其住房條件與其他待遇。

疏解大城市人口是必要的，但不能急於求成。只有在處理好區域發展機會公平的基礎上，制定合理的政策適度疏解外來人口，才是緩解城市病的正確選擇。(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