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行：法治化是防治金融風險的必由之路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已經無須贅述。筆者注意到的是，這次會議提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健全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法治體系”。

不能打着“創新”搞欺詐

一段時間以來，打着“金融創新”旗號帶來的風險已經成為業界和民眾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為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業要審慎創新。創新是推促金融業前行的引擎，但創新必須依法合規，不能打着創新的旗號，盲目地、異想天開地鋪攤子，大搞資金體內循環和脱實向虛，製造紙上繁榮、虛擬富貴，更不能搞金融詐騙。

紮實的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動力，通過創新可以不斷地釋放金融市場的活力，更大幅度地實現資金效率，但是,金融創新也可能因過度地追求利益，而對金融活動參加者的合法權利、經濟秩序的穩定乃至世界範圍內的經濟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

現實中,一些金融創新成了法外之地，或多或少引致金融風險，其中一些表現是：

首先，從國內外的實踐來看，金融創新的各個利益攸關方，包括監管者、參與者等，在個別問題上，法律界定模稜兩可、似是而非。譬如，一位證券界的資深人士把股指期貨作為股市大幅下跌的罪魁禍首，這個論斷荒唐之處在於，把金融監管的方向引向歧途，而回避矛盾的本質;又如，有的金融專家把金融槓桿率居高不下，當成金融風險的元兇，這個論斷本末倒置，其後果是，人為製造煙霧，避重就輕，從而姑息甚至放縱債務人的履約義務。金融創新及金融監管都必須以真實而不是虛擬為基礎，馬克思説:“不真實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偽造不真實的事實，因此也就會產生歪曲和撒謊。”

其次，金融創新有偏離法治正軌的傾向，金融生存的前提是信用，有的機構在金融創新法治層面天馬行空，一些金融創新在短期內或許能激發人們的熱情，但長期看也可能埋下違約的種子。要理智擁抱金融創新，也要清醒地意識到，缺乏法治的實質性支撐，只有輿論的吆喝，往往會觸發案件或不可控的風險，“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再次，在金融創新中存在財務管理缺位、甚至財務欺詐的行為。例如個別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被一定程度地掩蓋或粉飾，這種掩蓋或粉飾是藏污納垢的温牀，導致內部風險預警、外部金融監管的形如虛設，其本質是金融機構自身的虧空及槓槓率居高不下。

第四，創新與監管的角色失序。例如，有些金融監管機構無視金融亂象的苗頭，坐失防患於未然的良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是金融監管的題中之義。 再如，個別地方政府縱容所應承擔的地方債務，面臨不確定性比較大的還貸壓力，己不正難以正人。

第五，中國在參與國際投資中出現法律缺失，出現粗放的苗頭。例如，操作層面法律缺位，表現為無知者無畏，目空一切，其後果往往是虧空不斷、一地雞毛。這方面個別公司已有切膚之痛，只是諱疾忌醫、遮遮掩掩罷了。對待風險、虧空，在問責上的“寬、松、軟”，意味對錯誤的默許、姑息。

拒絕“父愛主義”監管

着眼於解決金融創新帶來的法治問題，筆者認為有五個方面應該發力：

第一，金融法治必須針對重大的現實問題。這些方面我們做得不夠，例如有的現實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但仍在推諉拖延。在大數據、互聯網的年代，沒有秘密可言，關鍵是要勇於擔當。

第二，金融法治必須公正、公開，並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要防止朝令夕改和以權以勢代法。目前，最為緊迫的是解決金融創新上的違法不究、執法不嚴及選擇性執法問題。

第三，金融創新要進退有方，中國的金融資產已經十分龐大，且高速增長，“只進不退”的金融創新違背了經濟規律。“三去一降一補”的決策很及時。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的債務存在繼續上升的壓力，並且增速可能超過預期及可承受範圍，進而造成資本錯配，甚至“劣幣驅逐良幣”。如果不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矛盾和風險將不斷地積累。

第四，各級地方黨委、政府作為監管者，需要解決法治問題。地方政府自身所掌控的金融平台、金融企業均面臨着誠信上的壓力測試，總體風險可控並不意味着個案風險可控。未來，“舍卒保車”在所難免。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應樹立正確政績觀，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金融監管必須堅持對創新的“監督+管理”，拒絕“父愛主義”。

第五，在國際投資問題上，金融法治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加強和完善。尤其是微觀層面，金融法治要跟進，必須解決隨心所欲的問題，不斷總結經驗，步步為營、行穩致遠。

金融法治要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目前，是最佳的時機。對金融而言，至今尚未找到比法治更好的東西，正如盧梭所言：一旦法律喪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絕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都不會再有力量。 (作者是中國銀行業協會原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