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笑天：藉助粵港澳大灣區，香港如何破產去工業化魔咒？

香港迴歸祖國20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較大成就。然而，上世紀70年代，香港去工業化的問題就已經浮出水面。而今，粵港澳大灣區納入國家戰略，香港迎來了擺脱去工業化困局的歷史機遇。香港的傳統優勢產業如金融業、服務業等，與深圳、廣州等相鄰城市羣產業互補性較強，若能借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契機實現深度整合，則有望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

香港製造業曾經一度輝煌

香港製造業也曾經歷過發展的“輝煌期”，在香港經濟發展最快的上世紀70、80年代，李嘉誠等企業家通過日用品製造業實現了在美國等市場的淘金。然而，香港的製造業缺乏核心發展思路，一直以轉口貿易自發產生的成衣和電子錶生產等為主，並未實現全產業鏈深耕，導致發展後勁明顯不足，“輝煌”不久就面臨製造業外逃的窘境。上世紀70年代初，香港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約為30%，到80年代中後期下降到20%，2016年已跌至1.09%。產業空心化的蔓延影響了就業，在香港製造業鼎盛時期，僱傭工人曾佔到香港勞動人口的41%。上世紀70年代末，製造業開始撤出，大量失業勞動力湧入服務業市場，供需改變使得勞動力議價能力陡降，毫無保障的臨時崗位大量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香港社會的穩定。

工業在香港經濟版圖中地位尷尬

香港的快速去工業化除了內地的快速發展吸引等外因以外，工業在香港經濟體系中地位尷尬是主要內因。一是工業在香港經濟體系中處於邊緣化地位。香港的製造業主要是依靠轉口貿易產生的加工製造業，對國際市場依賴度高，對香港在世界航運中的地位也非常敏感。隨着全球市場需求和香港航運地位的雙雙震盪，香港原生製造業的利潤空間小且回報週期長，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投入房地產和金融領域的資本收益可達數倍或數十倍，這一客觀現實致使很少有人願意專注於發展製造業。二是工業在香港社會得不到支持。香港迴歸後，因應業界迫切要求，政府推出了中小企信貸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等支持措施，但這些措施欠缺統一和全面的規劃。製造業扶持政策的落地往往卡在立法會環節，政府為製造業提供資金支持的議案提交立法會申請撥款時，往往會受到一些人為阻撓，被扣上利益輸送、非市場經濟的帽子。

深度融合是破除去工業化的出路

香港長期佔據亞洲金融中心位置，在全球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許多跨國大企業把香港作為亞洲地區總部乃至全球總部所在地。香港把紡織、玩具和鐘錶等低端產業請回來的“再工業化”道路既不現實也不經濟，依託粵港澳灣區打造亞洲總部經濟的核心區才是最佳選擇。香港具備發展總部經濟的諸多優勢，比如經驗和歷史積累優勢，經濟影響力和國際化水平優勢，發展成熟度高的人才、金融、服務業優勢，粵港澳灣區乃至全中國的製造業作為物質基礎的優勢。在香港籌劃亞洲總部經濟中心的基礎在於，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實現充分的經濟整合、資源最優化配置和即時有效互動，使內陸製造廠商與在港各總部間形成互利共贏的協作關係。當前，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蓄勢待發，香港擁有一流的創新資源，若能實現珠三角的生產力與香港大量科研、創新等總部資源充分融合，則有望在戰略前沿領域裏成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的爆發點。

香港應成為打開國際市場“矛尖”

通過與珠三角地區的深度融合，使香港由西方到內地的“橋頭堡”轉變為中國走向世界的“急先鋒”。香港可以利用自身的服務業資源優勢和文化開放優勢，對接“一帶一路”，滿足內地企業的“走出去”需求，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提供法務、金融、人才等資源。比如，香港可利用自身海洋法系的厚重積累，在海洋法系發達國家，為我國資本、企業海外維權提供可靠的法律援助和服務，以避免競爭對手利用法律法規進行不正當競爭。此外，還可利用香港大量的金融人才、完善的金融體系、國際化的金融網絡，通過與珠三角地區的大力合作，使其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本營；支持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樞紐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作者單位為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