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國：“新東莞模式”的樣本意義

不少人提起東莞，都會流露出些許的惋惜，好像此地是中國風光不再的傳統制造業象徵——當初依靠改革開放早期“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起家的世界工廠已逐漸沒落。然而事實上，在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以東莞為代表的中國現代製造業正迎來鳳凰涅槃的新機遇。

縱觀當今世界，任何著名的灣區，當初起步完勝都是在製造業。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今天能否將東莞打造成全球製造業中心，形成世界上最大、最先進、出口實力最強的新型工業地帶，將是粵港澳大灣區開局的關鍵。

“東莞模式”的前兩次跨越

東莞模式的前兩次跨越初步形成了全方位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是東莞的最大優勢。

衡量一個地區是否建立全方位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標準，在於該地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是否建立，而這個頂層設計又能否支撐其他領域的改革深化，東莞模式的前兩次跨越更證明了這點。

東莞的首次跨越發生於改革開放初期：藉由加工貿易，一個典型的農業經濟體走上工業化道路。1978年7月，全國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太平手袋廠在東莞成立,拉開全國加工貿易的序幕。緊接着箱包、旅遊鞋、玩具、電器等火山爆發式的發展，使東莞成為億萬件級的生產、出口基地，被譽為“全球加工貿易第一城”。美國《紐約時報》曾經這樣報道過東莞：“這個中國城市你可能從未聽説過，但正是這個一千萬農民工人口的城市在填充着你的衣櫃，別的不提，在美國銷售的運動鞋40%來自東莞這個城市。”然而全球經濟危機和低迷的國際市場使東莞從經濟巔峯急劇衰落，2011年上半年東莞以2%的GDP增速墊底廣東全省。

東莞的二次飛躍是黨的十八大以後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嚴峻的形勢教育了各級幹部，加工貿易轉型迅速被提上日程，“騰籠換鳥”“自主創新”“高品質的大進大出”成為全市上下一致的行動，東莞開始痛苦的二次創業。

2016年東莞全市實現6828億元GDP，總量排全國第20位;國税收入突破1000億，是全國第二個國税收入突破千億的城市;進出口總額1.1萬億元，總量達到全國第5，增幅全珠三角城市第一;高新企業2021家，創新團隊31個，為廣東省第一;新型研發團隊32個，科技孵化器48個，博士後科研平台68個，33家企業境外上市，新三板掛牌193家企業，總量在地級市中排名全國第3，全市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9.6%，高新技術製造業佔工業規模的增加值比重為38.2%。全球每5部智能手機就有一部來自東莞，華為、oppo、vivo手機出口進入全球前5名，總量全國第3。

全球製造業中心優勢如何實現

下一步，東莞還應從供給側改革入手，全面提升和發揮其全球製造業中心的優勢。

供給側改革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要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也就是説，如何從全球視野下考慮腦力資源的配置和人才的利用，充分考慮各種不同制度優越性的互補，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龍眼”作用。

今年東莞市政府1號文件題目就是打造全球製造業中心的倍增計劃。全市已經選出1260家企業，從土地、資本、產業、人才、創新驅動五大供給側要素入手，通過六大途徑，力圖使這千家企業在三到五年內實現規模和效益倍增。

東莞應全面加強與香港科技企業的合作，充分發揮港資企業以及香港科研機構、團隊、大學的國際優勢，推動美國硅谷、德國醫療器械落户，加快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的發展。

應加強對生產性服務業和高端服務業的提升，並儘快轉向工業設計、文化創意、金融支持、訂製化服務的高端領域發展，使其成為打造全球現代製造業中心的有力支撐。

應引進全球——特別是香港的外資金融機構在東莞設立銀行和保險機構。在現有20多家金融機構的基礎上，爭取未來兩三年內，有50多家外資金融機構來東莞辦公。

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進一步營造國際化、法治化、自由化的營商環境。

應打造一支中國現代化的產業大軍，造就一批高素質製造業工匠人才和工程師隊伍，使東莞成為全球製造業人才培訓中心。

傳統制造業基地可引領全球增長

回顧歷史，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比西方雖然遲了二三百年，但毋庸置疑，我們用70年的時間形成了當今世界工業產業規模最大、體系最齊全、生產鏈條最完整的工業。我們正處在世界工業發展的起跑線上，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繼續努力，應力爭把東莞等傳統制造業基地打造為全球現代製造業中心。

最近有人説，印度將會引領全球GDP增長，但筆者認為不會。只要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高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發展的GDP必將屬於中國。把東莞等傳統制造業基地升級成全球現代製造業中心，我們應有信心。只有更多傳統制造業基地實現新東莞式的GDP增長，我們才能談“體現中國實力的真正內涵式增長”;這種增長不僅將引領所在區域的發展，更將引領全球經濟增長。(作者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