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建軍90週年：空軍前輩及專家回憶早期歷史
序：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誕辰90週年之際，翻看人民空軍早期歷史書籍與文章，彭真、劉亞樓、伍修權、吳溉之、朱瑞、薛少卿、常乾坤、王弼等領導人躍然紙上。今天我們發表4位空軍老前輩及1位專家講話或回憶文章，反映人民空軍早期真實、有價值的歷史，以此來紀念建軍節。
周千(根據公開文章整理)
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
空軍首任司令員劉亞樓在空軍正式成立後，就以什麼原則建設空軍和怎樣建設空軍撰文，他告誡空軍官兵説：
中國人民軍隊，在二十幾年來的革命戰爭中，是在沒有空軍配合的條件下，取得了偉大勝利的。主要是靠陸軍而且基本上是靠步兵作戰，我們戰勝了國內外的裝備優勢於我軍的敵人。我們的志願軍又在朝鮮沉重地打擊了號稱裝備最好的美帝國主義軍隊。這二十幾年的戰爭經驗説明了步兵始終是主要的兵種，正因為我們在這個主要的方面是優越的，所以我們雖然還缺乏其他兵種，但仍然戰勝了具有現代化各兵種的敵人。人民解放軍的步兵戰士用手榴彈、炸藥包與敵人的坦克肉搏，端起刺刀直接向敵人的炮兵陣地衝鋒，那是很通常的動作，這也説明了我們的步兵是善戰的，它在以劣勢的裝備與裝備優勢的敵人的作戰中，發揮了高度的智慧，創造了各種巧妙的辦法，使敵人的技術兵種常常處於無用武之地。它鍛煉出了“小米加步槍”，打敗敵人飛機大炮坦克的一整套的作戰藝術和戰術。當然，二十幾年的戰爭經驗，並沒有否定除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種的作用。在過去的革命戰爭中，由於沒有技術兵種尤其空軍的配合，曾使我軍遭遇到若干困難。如果我們強大的陸軍再加上空軍，那麼敵人將會遭到更大的殲滅和更快的失敗。正因如此，中國人民老早就渴望着一支空軍。當革命剛剛在全國範圍取得勝利時，毛主席就指示：“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黨和政府兩年來用了很大的力量來建設人民空軍。這是國防建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們參加空軍建設的每個同志的光榮任務。
怎樣來建設我們的空軍呢？應該依據什麼基礎來建設呢？人民空軍是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因此，人民軍隊的本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保衞祖國和人民權益的熱忱、為正義的人民事業而獻身的高度革命英雄主義、不怕任何困難的艱苦奮鬥精神、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的紀律等等，所有這些我軍建設的基本思想和原則，對於人民解放軍的一切軍兵種是毫無例外的，這也就是人民空軍建軍的基本思想和原則。在這裏，任何強調空軍特殊或表現空軍突出的想法都是錯誤的。當然，人民空軍是一個技術軍種，由於它所具備的技術條件、所擔負的戰鬥任務、所處的戰鬥環境之不同，所以在軍隊建設的許多具體問題上是與其他軍兵種應有所不同的。然而，就是在這些方面也一定要靠陸軍做基礎，一定要向陸軍學習。只有把陸軍的傳統、經驗、機構、人員，結合空軍建設的具體條件，加以正確運用，才能使人民空軍很好地建設起來。比如：
(一)堅強的政治工作，這是人民軍隊的生命線。人民解放軍中的黨委制、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機關、政治工作和共產黨員的模範作用是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人民軍隊的革命品質，保證我們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的基本因素。建設人民空軍，就必須以我們陸軍的久經考驗的這些政治工作制度、方法、經驗作為基礎，在既估計到了相同又估計到了特點的條件下，靈活應用到空軍中來，建設空軍部隊的政治工作。
(二)二十幾年來，毛主席在各個革命戰爭時期規定了人民革命軍隊的科學的戰略戰術。毛澤東軍事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和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的結合。空軍作戰在作戰藝術上和戰術範圍內與陸軍有若干的差別，然而要以陸軍的戰術經驗、戰術原則為基礎，是毫無疑義的。尤其是，各軍兵種協同動作在現代戰爭中有着決定性的意義。而這種協同動作又必須以主要兵種——步兵的利益為基礎來組織。因此空軍的最主要任務，就是給陸軍部隊以有力的協助。這更加説明空軍戰術必須以陸軍(步兵)的戰術為基礎，每個空軍人員同時必須很好地學習步兵戰術。
(三)為建設人民空軍，中央從陸軍中調來了一批整師整團的步兵部隊作為組成第一批空軍部隊的組織基礎。這批經過了戰鬥鍛鍊和工作鍛鍊的組織機構，把解放軍陸軍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帶到空軍來了。我們必須很好地利用和發揮這批寶貴的組織機構之作用，並使之迅速適應空軍的條件和環境，以便在這一基礎上來建立大批的有戰鬥力的空軍部隊。
(四)為建設人民空軍，中央從陸軍調了大批幹部來空軍擔任各種工作，又調來了大批航空學員，培養成為飛行、機械人員。這批具有戰鬥經驗、工作經驗的幹部和學員是人民空軍建設的幹部基礎，是空軍最寶貴的資本，是空軍戰鬥力的核心。
上述這些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就是建設人民空軍所要依據的基礎之基本內容。
在談到建設空軍的基礎這一個問題時，我們必須反對兩種偏向。一種是脱離我軍建軍已有的優良基礎而企求另搞一套，他們以為空軍是新的軍種，陸軍的建軍原則和經驗不適用，要另起爐灶;另一種是滿足於已有的陸軍經驗，忽視對新軍種的認識，或機械地搬用陸軍的經驗，不注意空軍的具體條件。這兩種偏向都是錯誤的，都會妨礙人民空軍的建設。應該瞭解，我們所要建設的是人民的空軍，它是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人民軍隊的本質是肯定不移的。我軍的建軍思想、原則、傳統、作風對於空軍是寶貴的資本，不以這些為基礎，脱離這些基礎，而企求另起爐灶，其結果不是使空軍建設搞不起來，就將要犯大錯誤。當然，空軍是新的軍種，是技術軍種，有其具體的特點，因此不應而且不能滿足於陸軍的已有經驗。如果不在已有的基礎上，充分估計到空軍的具體特點，向前發展一步，那麼我們將不能解決空軍建設中所必然發生的新的問題。此外我們還必須虛心向蘇聯空軍學習。蘇聯空軍是先進的、人民的武裝，它也是在陸軍基礎上建設，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它經歷了艱鉅的考驗，已成為世界上最堅強的空軍，它是我們空軍最好的榜樣。
總之，靠陸軍做基礎，以蘇聯空軍為榜樣，這就是人民空軍建設應走的道路。
目前空軍的成員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的：從陸軍來的人員，新參軍的青年學生和曾在國民黨空軍工作過的技術人員。空軍的建設，應該以從陸軍來的人員為骨幹，團結新參軍青年和舊空軍人員一道前進。
為建設人民空軍，中央從陸軍調來了大批幹部及戰士，其中除一部分已入航校學習，準備培養成飛行、機械人員外，大部分擔任着空軍的軍事、政治、後勤等工作。這批人員是建設空軍最主要的基幹力量。這批人員中有很大數目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們是在解放軍優良傳統下培養教育出來的。其中最大多數受過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經歷過艱苦的戰鬥考驗，長期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這就鍛鍊了他們優良的政治品質，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英勇頑強自我犧牲的精神和艱苦奮鬥的作風。特別重要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在作戰指揮方面，在政治工作方面，在部隊管理教育方面，均經過了較長期的實際工作，因而在掌握軍隊領導工作上具有一定的經驗和能力。這些同志只要能對於空軍這個新的軍種的具體條件和特點有正確的認識，只要能下定決心努力鑽研，搞通一般的技術常識，是能很快成為空軍中很好的技術幹部、政治工作幹部、參謀幹部、後勤幹部的。已入航校學習的同志，只要他們有決心努力學習，是能很快成為黨的技術幹部，成為人民空軍空勤、地勤人員的骨幹的。建設人民空軍應該珍視他們，以他們為骨幹，以他們為種子，來承受和傳播解放軍的優良傳統，以他們為核心來鍛鍊人民空軍的戰鬥力。這點應該成為不可動搖的方針。
從陸軍來的人員的一個短處，是他們中間很多人暫時還不懂技術，對空軍的工作還很生疏。我們必須瞭解，技術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是可以學會的。蘇聯空軍的許多幹部，過去也是從陸軍調來的。當時他們對航空知識同樣毫無所知，但經過努力學習和鍛鍊，很多同志很快成了航空專家。我們人民解放軍的一批幹部，尤其抗戰時期中央送到新疆學習航空回來的一批幹部，他們經過了一定時間的學習以後，今天已經逐漸成了內行，成了黨的技術幹部了。可見其他同志只要能努力鑽研，積極學習，也一定可以學會技術，成為內行。
人民空軍的建設中湧進了千萬的優秀青年學生。其中不少是優秀的青年團員，他們中間的一部分是經過了革命鬥爭的教養和鍛鍊的，富有革命熱情，有朝氣，對新鮮事物有敏鋭的感覺，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識，這是人民空軍建設的新生力量。我們必須以極大的熱忱來歡迎他們，關心和教育他們。但是他們還有許多缺點，他們缺少革命的實際鍛鍊，並帶着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這就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殘餘。有的對於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缺點認識不足，忽視了思想改造對自己的必要，由於經歷和鍛鍊還不夠，還缺乏領導經驗，工作中常常出一些岔子。因此他們應該踏實虛心，決心改造自己，向陸軍來的幹部學習，學習他們的鬥爭經驗和優良作風，學習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學習領導工作的各種方法。
人民空軍的成員中還有一批過去曾在國民黨空軍工作過的技術人員。他們有一定的文化和技術知識，大多數都願意力求進步並積極參加人民空軍的建設，這是人民空軍建設很需要的一批力量。但是他們還帶着許多舊的思想和舊的作風;意識上還有個人主義打算、享樂觀點、單純技術觀點等;作風上還有虛浮散漫、不夠老實的地方。他們有的瞧不起陸軍來的幹部，以為是“土包子”，而不知道這些幹部可貴的政治品質、崇高的革命精神，正是自己所欠缺所應該學習的東西。但是，他們絕大多數是可以改造教育成為人民空軍很好的技術幹部的，而且有一批目前已經成為很好的技術幹部。空軍對這批人員應該是團結教育他們一道前進，而他們應該努力學習政治，切實改造自己，洗清自己的舊思想舊作風，牢固地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發揮自己的技能，使自己成為對國家對人民對人民空軍建設有用處的人才。
總之，我們新老幹部間、各種人員間，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既尊重和學習掌握領導工作的知識與經驗，又尊重和學習掌握技術業務的知識與經驗。這就是全體空軍人員在建設人民空軍的目前階段上應當遵守的一個原則。
在毛主席和中央、軍委領導之下，將近2年來，人民空軍的建設事業已經有了初步的規模，取得了若干成績。但是我們工作中還有很多缺點需要改進，更重大的任務還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應該團結一致，發奮努力，在強大的陸軍基礎上為建設人民的空軍而努力奮鬥。
(本文發表於1951年，有刪減。)
八路軍總部航空隊
據空軍早期歷史當事人方子翼回憶：
為了建設人民的空軍，中共中央利用統戰關係。於1938年春選派了一批年輕的紅軍幹部到新疆省督辦公署航空隊(亦稱航空學校)學習航空技術。當時共挑選了43人，18人加入第二期機械班，25人加入第三期飛行班，兩個班同時於1938年3月初入校開課。機械班學習了1年半，飛行班學習了4年半。兩個班分別於1939年秋和1942年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不久，盛世才投靠國民黨蔣介石，反蘇反共，他先在6月份將八路軍的航空人員趕出航校，於1942年9月份將包括航空人員在內的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的全體人員逮捕下獄，一直關押了4年。在黨中央的大力營救下，國民黨於1946年6月10日宣佈在新疆被押的共產黨人全體無罪並無條件的集體釋放。我們31名航空人員與全體出獄人員一起，於同年7月11日勝利地回到了延安。
我們在延安期間，得到了黨中央的優厚照顧和領導機關的親切關懷。初回到延安時，中央指示全休3個月以後再行分配工作。因為我們是從新疆回來的，又是航空人員，當時在延安的同志便稱我們為“新疆航空隊”。這個“新疆航空隊”有飛行員15人：呂黎平、方華、方槐、方子翼、陳熙、袁彬、趙羣、夏伯勳、劉忠惠、安志敏、黎明、張毅、楊一德、李奎、鬍子昆;有機械員16人：嚴振剛、朱火華、金生、周立範、丁園、劉子立、劉子寧、陳旭、陳御風、王雲清、王東漢、曹麟輝、雲甫、吳峯、黃思深、周紹光。
大約在1946年8月中旬，我們聽説八路軍總部準備將“新疆航空隊”正式編為“八路軍總部航空隊”，並準備開赴東北恢復技術。
記得在8月29日那天，朱德總司令將我們這批從新疆回來的航空人員召到八路軍總部開會，並宣佈成立八路軍總部航空隊。八路軍總部根據中央的指示，決定將新疆回來的航空人員編成一個航空隊，暫定名為“八路軍總部航空隊”。任命方子翼為航空隊隊長，嚴振剛為航空隊政治指導員。航空隊的下屬組織，由航空隊自己確定編排。
航空隊當前的任務就是要及早地恢復技術。但是，恢復技術必須去東北。東北已收繳了許多日本飛機，但缺少航空人員去掌握。東北民主聯軍已在牡丹江成立了一所航空學校，但缺少教練人才，目前主要由日本人協助訓練。所以，中央指示，八路軍總部航空隊成立後，爭取早日開赴東北，恢復飛行，提高技術。
根據朱總司令的指示，我們航空隊採取空地勤混合編組，將全體人員編為3個分隊，由方華、陳熙、呂黎平分別擔任第1、第2、第3分隊隊長。編組後，八路軍總部航空隊每天集體複習航空理論，鍛鍊身體，練習行軍，為赴東北恢復技術做準備。
航空隊9月20日由延安出發去東北，行軍路線走晉冀魯豫軍區，在膠東半島渡海轉赴東北。9月20日清晨，我們航空隊和劉善本機組的全體同志集合在八路軍總部駐地王家坪，在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二部以及從新疆出獄回延安的全體同志千餘人的歡送下，肩負重任，踏上了赴東北的征程。
在行軍的途中，我們得到了沿途各地黨政軍首長和機關的特殊照顧。經過山西呂梁軍區時，彭紹輝司令員親率3個團的兵力護送我們下平川，過汾河，通過同蒲鐵路封鎖線。在經過晉冀魯豫軍區時，薄一波副政委親自撥款為劉善本機組途中改善生活。到渤海區時，山東惠民軍分區派遣部隊全程護送通過羊角溝、昌邑封鎖線。經過膠東軍區時，許世友司令員專門調撥3艘汽艇和兩營武裝護送通過海上封鎖線，並親自在山東煙台組織和指揮渡海。在沿途我黨政軍的關照下，航空隊於1946年12月29日安抵大連。1947年元旦過後，在大連警備司令邊章伍的安排下，航空隊乘蘇聯軍隊的輪船抵達朝鮮鎮南浦，由東北民主聯軍駐朝辦事處將我們接到平壤，並安排火車轉赴我國東北邊城圖門。經圖門市市長兼警備司令饒賓安排，航空隊於1947年1月下旬乘火車安全到達牡丹江。
航空隊到達牡丹江後，我和嚴振剛率劉善本機組直奔哈爾濱，到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報到。我們到哈爾濱後，先是到東北局，將八路軍總部和中央組織部的介紹信和劉善本機組4人當面交給東北局書記彭真，然後把八路軍總部和中央組織部關於八路軍總部航空隊及航空隊全體黨員介紹信當面交給了東總政治部周桓副主任，民主聯軍首長當即指示，可直接介紹到航空學校(即東北老航校)。我和嚴振剛在民主聯軍總政治部辦完手續後於1月底到達航校，將介紹信當面交給航校校長常乾坤、政委王弼，並向常、王口頭彙報了航空隊的空地勤人員的技術情況和身體狀況。
八路軍總部航空隊進入航校後，在短期內迅速恢復了技術。由於航校所有的日式飛機都是一些破舊器材拼湊起來的教練機，沒有一架能作戰使用。為了充分發揮這一部分技術幹部的作用，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決定，將八路軍總部航空隊的全體人員分配到航校下屬各單位擔任領導工作和教學工作，呂黎平和方槐分別任訓練處處長和政治協理員，安志敏任副大隊長，方華和陳熙分別任第2飛行大隊大隊長和政治委員，袁彬任混合大隊大隊長，金生任機務訓練大隊大隊長，夏伯勳、黎輝、趙羣、鬍子昆分別任各飛行大隊的中隊長，丁園、陳御風、陳旭、劉子立、曹麟輝、雲甫、吳峯、黃思深等分別任外場機務隊、飛機和發動機修理廠、航材場、油料場單位的領導工作。至此，八路軍總部航空隊的組織宣告結束。
由黨悉心培養的這批航空技術人員，把所學的技術全部奉獻給黨的航空事業，為創建人民空軍做出重大的貢獻。
(本文有刪減)
中央軍委航空局組建始末
據空軍早期歷史當事人方槐回憶：
1949年初，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先後勝利結束，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大部被我軍殲滅。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建立人民航空事業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為殲滅殘敵，保衞新中國的需要，黨中央即着手進行軍委航空領導機構組建工作。中央軍委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1949年3月30日，任命常乾坤為中央軍委航空局局長，王弼為政治委員，並任命了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於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個統管航空業務的辦事機構——中央軍委航空局在北平(後改北京)的燈市口同福夾道正式辦公。當時局裏還沒有成立黨委，只成立了局機關臨時黨支部，接受軍委機關黨委指導。當時我任支部書記，委員有朱火華、王濤、韓志明、伊琦，後又增加劉德深、安志敏。
航空局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主要的工作任務是組織接收國民黨遺留的機場、航空設備，收留舊航空技術人員;組織修復航空工廠，並儘早恢復生產;加強機場管理，開闢空中航線;加速培養航空技術人才，為正式組建空軍創造條件等。
在航空局存在的短短7個多月時間裏，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組成航空接收組隨軍南下。局裏抽調了呂黎平、蔣天然、張孔修、丁園、張開帙等一批幹部，組成航空接收工作組，隨解放大軍前進，分別赴華東、華中、西北地區，接收國民黨空軍留下的基地、設備、器材、人員等。
第二件事是建立各地區的航空辦事機構，就是在各大區建立航空辦事處或航空處。計有：1949年4月1日在北京成立華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由方華任處長;7月在武漢成立華中軍區司令部航空辦事處，由張孔修任主任，程啓光任政治委員;9月1日在上海成立華東軍區司令部航空處，由蔣天然任處長，王集成任政治委員;11月在蘭州成立西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由趙光遠任政治委員兼處長;1950年1月，在瀋陽成立東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由王海清任處長;同年1月22日，在重慶成立西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由余非任處長，夏屏西任政治委員。與此同時，還在天津、徐州、青島、杭州、南京、張家口、太原等地建立了航空站。
航空辦事處機構在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各該地區國民黨空軍和民航人員的接收、安排和處理;航空器材、物資的清點、登記和分配使用;恢復修理廠(所)，維護各類航空裝備，恢復通信、導航設備;組建航空站、接送飛機以及完成其他有關航空事務的工作。
第三件事是開闢空中航線。為支援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北、西南，經中央軍委批准，開闢了幾條主要航線。當時除東北的空中航線較有保障外，其他地區有的機場被破壞得很厲害，必須進行大量的修補工作。開闢新的空中航線，對航空局來説是一件新任務，我們還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因此困難不少，截止1949年10月，先後開闢了北京——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蘇聯赤塔;北京——太原——西安——蘭州——迪化(今烏魯木齊);北京——石家莊——開封——武漢;北京——濟南——徐州——南京——上海等新的空中航線。在這期間還執行保障了幾起重要的專機任務，如接送新政協代表在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
第四件事是組建一支擔負北平防空任務的戰鬥飛行部隊。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5月4日，國民黨空軍6架B-24重型轟炸機，對北平實施空中襲擊，空襲敵機8時57分採取低空進襲南苑機場，集中對剛剛恢復維修工作的航空修理廠和宿舍區進行轟炸。這次空襲對剛解放的北平人民和我們黨的領導機關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為防止敵人從空中破壞，保衞北平的安全，保證全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勝利召開，軍委周恩來副主席指示：把能作戰的飛行員調來，組織起來，在北平組建一支能擔負起防空任務的作戰飛行隊。你們回去後擬定一個計劃向軍委報告。經常、王局首長審批同意，於7月7日正式向軍委提出報告。得到批准後，航空局於7月31日至8月8日召開了工作會議，研究決定飛行隊的組成人員，其中有徐兆文、趙大海、楊培光、閻磊、譚漢州、劉卓生、毛履武、任永榮等戰鬥機飛行員，有王玉珂、鄧仲卿等飛蚊式轟炸機飛行員以及運輸機飛行員謝派芬、楊寶慶、徐駿英等，後來因任務需要，又從東北航校調來孟進、林虎。飛機有P-51作戰飛機10至12架，蚊式轟炸機2架(原預計3架，因上海修理廠修的一架在試飛時發生了事故而未用上)，B-25轟炸機1架，此外，還有兩架C-46，兩架PT-19，兩架L-5以及C-47、AT-6、PT-17等飛機各1架。飛行隊下設3個飛行分隊，一個機務分隊。從9月5日起，以2至4機正式擔負起北平地區的防空值班任務。
第五件事是組織新中國開國大典的空中受閲。1949年8月下旬軍委航空局接受開國大典的空中受閲任務後，於1949年9月1日開會佈置任務和人員分工。受閲總的組織計劃由我負責，並選調飛行員;擬定編隊的編組，按各個編組的不同機種擬定各機組的訓練計劃，我還同安志敏、劉善本進行領航計算;根據各種飛機的性能擬定起飛、出航、集合、出發進入航線的時間，各型機(組)通過天安門速度、高度等。各機(組、分隊)按上述要求由飛行隊徐兆文負責組織訓練。全日使用跑道、各型機的開飛、結束時間由徐兆文安排。後因徐兆文在飛行事故中負傷住進醫院，又從東北航校飛行戰鬥訓練大隊調來邢海帆代理徐的工作。受閲部隊的一切地面組織指揮和保障工作由華北軍區航空處的油江統一負責。航空局作教處的李裕擔任受閲訓練和正式受閲的機場塔台指揮，同時協助徐兆文(後是邢海帆)機場戰鬥值班的塔台指揮。
由於我的工作責任在身，在聶總處我當面請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通過天安門上空的高度問題，一個是政治安全問題。第一個問題，聶總同意我問在座的那位蘇聯空軍中將。我向他請教，蘇聯十月革命節閲兵時空中機羣通過紅場上空的高度怎樣規定的？他告知説，是根據飛機下滑的安全係數來定的，飛機萬一在天安門上空發動機停止工作，能在這高度上滑行離開天安門和居民區，不傷害人民羣眾為原則。關於第二個問題，為防止重大政治事故，保證中央領導同志和開國大典的安全，我請示受閲飛機有武器裝置的只留幾架擔任機場戰鬥值班裝實彈，其他飛機裝啞彈;沒有武器裝置的飛機，進行安全檢查，不許帶任何可拋出機外傷害地面人員的物件等，同時還選派了一些同志上C-46飛機作為安全保障人員。機務分隊的負責人劉平凡、於廣昌親自檢查每一架飛機，將裝有機槍的換上啞彈，彈倉檢查後“封死”。
1949年9月23日，空中受閲梯隊第一次通過天安門上空作受閲航線試飛預演時，正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代表們聽到上空有飛機通過的聲音，擔心是國民黨飛機來擾亂，關切地詢問哪裏的飛機？周恩來副主席當即告知代表們，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自己的飛機，他們是保衞我們政協會議的，還準備參加開國大典的空中受閲。代表們聽到是我們解放軍自己的飛機時，心情都很激動，他們對新生的人民空軍表示敬意。
我作為一個老飛行員也參加了空中受閲的飛行，心情格外激動。我是黨和人民軍隊培養長大成人的貧農孩子，1938年黨中央派我去新疆學習航空技術，今天駕駛飛機，慶祝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通過天安門上空接受毛主席、朱總司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閲，心情怎能平靜。
空中受閲結束後，小型飛機還擔負了空中攝影和散發傳單的任務。我與領航員曲衍椿負責天安門廣場和前門外一片散發傳單，我還帶着電影攝影師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拍攝開國大典盛況。安志敏、杜道時、任永榮也擔負了從空中散發傳單的任務。受閲任務安全順利完成後，受閲的全體空軍戰士應邀參加了開國大典的盛大招待會，黨和國家領導人給我們很高的評價，大家受到很大的鼓勵。
第六件事是設計人民空軍的軍徽、機徽和空軍男女指戰員服裝樣式。這是7月間一次軍委星期六的辦公會議上，聶代總長提出來的。朱總司令指示過，設計軍種標誌和服裝時，要根據各軍種的特性，有所區別。
軍委航空局指定我牽頭，負責組成設計組。我與安志敏商量選人組成兩個設計組，一個是由我直接負責的軍徽、機徽標誌組，成員有張成中、李裕、姚維濤等，並請劉善本、杜道時等提供意見;一個是由安志敏負責的服裝組，成員有韓志明、伊琦、王健等。
為設計出人民空軍的軍徽、機徽，我們到處收集各國空軍的標誌樣品，對當時所能找到的制式樣品都進行了研究。製成樣品後，報劉亞樓司令員和局領導審評。劉亞樓司令員看後向我們提出：空軍是新建立的一個軍種，是在陸軍的基礎上開始建立的，還很弱小，不要太露鋒芒;機徽有和美機相同之處等。我向他及局領導説明：我機是紅五星，星中有中文“八一”字樣，美機是白五星，在星左右代表機翼的“帶”，我機是紅帶金色邊，美機是藍色，完全可以區別。與蘇機也有區別，蘇機是紅五星，沒有其他配襯。劉亞樓聽完後表示認可。他同時還審查了軍裝制式樣品，表示同意上報軍委。軍委在一次辦公會上，朱總司令、聶代總長親自觀審了人民空軍的軍徽、帽徽、機徽圖案，由王健、高伯陶分別試穿男、女服裝後，當即批准使用。在開國大典時，人民空軍指戰員首次使用了新設計的軍徽、帽徽、機徽標誌和服裝，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閲。
第七件事是籌建人民空軍的領導機關。正式成立空軍，第一步的工作是組建領導機構。中央軍委決定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兵團的機關改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領導機關。
1949年7月10日，毛澤東主席給周恩來副主席的信中，正式提出組建人民解放軍空軍。11日，黨中央書記處召見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兵團司令員的劉亞樓同志，責成他負責正式組建人民解放軍空軍的任務，並要劉亞樓提出空軍主要領導成員的人選名單和空軍領導機關組成的方案報中央軍委。劉亞樓即向當時在北平的中央軍委領導同志鄧小平、羅榮桓、聶榮臻等報告請示。接着又向軍委航空局常乾坤、王弼傳達了黨中央的決定和軍委領導同志的指示，並在他們的住處召集小型會議，商議有關正式組建人民空軍的幾件大事。參加會議的除常、王局領導外，還有薛少卿和我。劉亞樓首先説：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要正式建立人民解放軍空軍，要我負責搞個計劃報中央軍委。現在我們還沒有什麼組織名稱，我請你們一塊開個小會，就叫黨小組會吧，商量一下先要辦幾件什麼事。劉亞樓向我們傳達了黨中央的決定和軍委領導同志的指示精神後提出：向中央軍委請調空軍的領導幹部;建立空軍的領導機構;組建新的航空學校;擬定請蘇聯援助的意見等。劉亞樓提出要儘快辦好的幾件事：
一是由劉亞樓自己提出，向中央軍委請調肖華同志來空軍工作，並要求我們向他提供各野戰軍中有相識且合適的同志的名單。他説：從各野戰軍請調的幹部，主要是團、師、軍級，年齡要小一點，身體要好，要有點文化水平等。為妥善調配幹部，他還提出成立一個幹部調配小組，負責調進幹部的事宜。二是向中央軍委請示，調人民解放軍第14兵團機關改建為空軍的領導機關，同時請調第4野戰軍後勤6分部改建為空軍的後勤機構。三是向中央軍委申請從各野戰軍部隊中選調飛行學員和機械工程技術學員，組建新的航空學校，並擬請派一批人去蘇聯空軍學校學習。四是向中央軍委提出，準備去蘇聯請求援助的意見。劉亞樓最後説：他的辦公地址就在軍委航空局。在劉亞樓的主持下，經過幾天日以繼夜的工作，擬定了組建人民空軍的初步方案和空軍領導成員的配備意見。在此過程中，劉亞樓曾多次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軍委領導同志面談組建空軍的重大問題。
1949年7月26日，中央軍委辦公會議上決定調人民解放軍第4野戰軍第14兵團的機關和軍委航空局合併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領導機關。8月1日，中央軍委令第14兵團機關(司、政、供、衞各部和警衞分隊等)由武漢來北平待編。19日，14兵團機關2000多名指戰員在該兵團司令部參謀處長何廷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王平水率領下乘火車抵北平，進駐南苑。我和姚峻前去歡迎他們成為人民空軍第一代的領導機關。何廷一、王平水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在交談時我提出，目前機關部隊除進行思想政治、時事政策教育外，要拿出一定的時間進行航空知識教育，他們表示同意。報領導批准後由我負責具體組織。1949年10月間，兵團機關與軍委航空局在北平燈市口6、7、8號合署辦公。
1949年10月25日，中央軍委任命4野第14兵團司令員劉亞樓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第13兵團政委肖華為空軍政委，2野第17軍軍長王秉璋為空軍參謀長。11月11日 軍委航空局撤銷，雖然只有7個多月的時間，但它完成了黨和人民的委託。
(本文有刪減)
赴蘇參與談判援建空軍的回憶
據空軍早期歷史當事人呂黎平回憶：
1949年7月10日，毛澤東主席致函周恩來副主席：“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軍要壓倒敵人空軍短期內(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擬可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遠方(指蘇聯—引者注)學習6個月至8個月，同時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支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7月11日，周副主席約見劉亞樓同志研究建立空軍的問題。
幾天後，我在軍委航空局見到劉亞樓同志，他對我説：正要找你，前些時我在遠方(指蘇聯)休養，軍委召我回來，周副主席同我談話説，中央指定我籌劃組建空軍，準備下月初莫斯科，就請專家、買飛機以及幫助訓練飛行員的問題，同蘇方談判。現在劉少奇同志率領的中央代表團正在蘇聯訪問，已就這個問題初步進行交涉，待得到蘇方答覆後我們就去那裏進行具體談判。你是東北航校的訓練處長，調查過東北機場，又在瀋陽、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搞過航空接受工作，加上你是飛行幹部，所以我認為王弼、你同我一道擔負這項任務比較合適、此事已報中央軍委定下來了，你現在要做好兩件事：第一，把東北航校培訓的空、地勤人員情況，機場、飛機、器材情況和已接收的國民黨空軍的人員、飛機情況，搞個詳細調查統計;第二，怎麼組建空軍，你準備點意見，比如飛行員選調，如何速成訓練，空地勤人員比例等，過後我們找個時間研究一下，以便為軍委準備個方案，當好黨中央的參謀。
我按照劉亞樓司令員的指示，在軍委航空局用一週時間，着手準備工作、7月27日，劉少奇同志根據黨中央26日電報精神，在莫斯科向斯大林、華西列夫斯基、布爾加寧等提出：為準備在1年左右時間組成中國人民空軍戰鬥部隊，參加渡海戰鬥，解放台灣起見，請蘇聯方面給予援助;第一，擬向蘇聯訂購雅克式戰鬥機100-200架、轟炸機40-80架，並配足各項備份機件及日本或德式重磅炸彈;第二，擬請蘇聯航空學校代我訓練空軍人員1700名，其中飛行人員1200名，機械人員500名。如便，擬請續辦3年。如果同意，1700名學員擬於9月底集中，10月即可動身出國，一切費用當由我們負擔償還;第三，擬請蘇聯派出高級空軍顧問3-5人，於9月來華參加中國空軍司令部及航空學校工作;第四，若上述第一、第二項原則同意，擬即派劉亞樓(將任空軍司令員)率小型代表團，於中共中央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回國之前，來蘇參加這一計劃商談，並組織1700名學員在蘇聯學習工作。當日，劉少奇覆電黨中央;斯大林、華西列夫斯基、布爾加寧等同志對我方計劃表示贊同。但説航空學校不必設在蘇聯，可考慮設在中國國內。
中央收到劉少奇同志覆電後，決定我們於8月1日赴蘇。劉亞樓司令員把王弼和我找去説，現在要研究以下幾個具體問題：國民黨空軍現在還有多少作戰飛機？中央提出請蘇聯訓練的空地勤人員比例是否合適？訓練一名能作戰的飛行員要飛多長時間？一個航校能訓練多少人？需要開辦幾個航校？辦在什麼地方有利？我們先擬出一個粗線條方案來供周副主席、朱總司令、毛主席參考、於是我便作了如下彙報：第一，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和渡江作戰以後，國民黨空軍有1/3到1/2受創，兵力由8萬人減到5萬人左右，現尚有P-51型戰鬥機150-200架，B-24和蚊式轟炸機40-50架，這是我們將來渡海作戰的空中作戰對象;第二，東北航校從1947年至今共訓練飛行員126名，機械員322名，領航員24名，其他保障人員88名，繳獲的日、美式各類飛機80架，可參戰的約30架，其餘只能用於訓練飛行;第三，中央提出的請蘇聯訓練飛行員1200名、機械人員500名的比例不切實際，應是飛行人員少，地勤人員多、比例1:2較為合適;第四，一名飛行員要飛150-200小時可達到作戰水平，一個航校能訓練60名飛行員。因此除現有1所航校外，還要組織5所新航校，速成訓練時間10個月到1年，東北、華北地區機場多，交通方便，開辦航校有利於速成訓練;第五，應從陸軍中選調政治條件好，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年齡在20歲左右、身體健壯的連排黨員幹部到航校學習飛行。
王弼同志就航空理論教育、地勤人員選調條件及航校定點等問題作了補充。劉亞樓司令員聽了我們的意見、基本表示贊同，在進行更深入細緻的探討以後，組建空軍的初步方案便基本形成了。
31日下午4時，劉亞樓、王弼和我來到中南海等候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接見。朱德總司令先接見了我們。他詢問了我們的準備情況，扼要地介紹了當時全國的戰場形勢。當聽了劉亞樓説我們已經訓練出了一批自己的飛行員時，高興地説：“好啊!你們為組建空軍培育了第一批種子，我們的空軍也會象陸軍那樣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任重道遠，希望你們圓滿完成任務。”在談話中，康克清回來了，她聽説我們準備去蘇聯商談組建空軍的事時高興地説：多年來就盼望有自已的飛機，建設一支強大的空軍，希望你們早點把空軍建設好啊!她得知劉亞樓的夫人翟雲英也要隨同出國時，特意找了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照片，要她帶給在莫斯科學習的女兒朱敏。
大約5時左右，我們來到周副主席辦公室。周副主席太忙，沒有要求我們詳細彙報，只告訴我們：少奇同志尚在莫斯科等候你們，你們明天出發去哈爾濱，具體出國行程由那裏的高崗安排。毛主席要親自接見你們，同你們詳細商談，我就不多談了。
5時半，我們來到毛主席住處，劉亞樓向毛主席介紹説，王弼是30年代在蘇聯學習過航空機械的工程師，呂黎平是我黨選派在新疆學飛行的紅軍幹部。毛主席聽後，非常風趣地對劉亞樓説：你在蘇聯學過地面指揮，你們三個人既有地面指揮員，又有空中駕駛員，還有能設計、修理飛機的工程師，三位一體，難得呀!你們就是將來空軍主要成分的縮影吧。説完便交代葉子龍去通知大師傅準備便飯。
毛主席合上辦公桌上的文件，燃起一支香煙，與我們親切地談起來，從解放戰爭談到兩次世界大戰，從小米加步槍、現代立體戰爭談到建立空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説：中央的建軍方針，恩來同志已經和你們打過招呼了，現在聽聽你們具體意見，好嗎？
劉亞樓向毛主席作了約半小時的彙報，毛主席一邊吸煙，一邊仔細在紙上記了一些要點和主要數字，對一些技術性問題還要我們作了詳細解釋。毛主席問，你們説中央電報提出的設想是飛行員太多了，地面機械人員太少了，飛機數量不夠，不能奪取制空權，是不是這個意思？劉亞樓回答“是的”。接着我又將蘇聯、美國空軍的基本編制及構成情況，向毛主席作了簡單彙報。毛主席説：你們談的意見比較符合實際，就以你們的意見作為方案吧。我看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殲滅殘敵，鞏固國防;第二，我們經濟仍很困難，蘇聯又不能無償援助，因此買飛機、購器材、請專家，都要精打細算，現在是貸款建空軍，出錢買經驗，組建空軍是件大事，你們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們努力工作把空軍建設好，至於空軍領導機構的組建，飛行人員的選調等問題，我告訴恩來同志着手辦理。現在請你們吃頓便飯表示踐行，走吧!
吃飯時，毛主席拿起一瓶葡萄酒，給每人斟滿一杯，高興地説：預祝你們順利完成任務，為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乾杯!
8月1日上午，我們乘火車經瀋陽、長春於4日到達哈爾濱。劉亞樓司令員向當時的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政委高崗彙報了情況，第二天高崗讓我們乘他的專列赴滿州里。這是一節特製的柴油機車，設有舒適的小會客室、卧室、洗澡間、餐廳、廚房等，沿途一路綠燈，所有客貨列車均為這輛專列讓路。行駛速度比從北京到哈爾濱的客車快多了。在滿州里車站，我們換乘蘇聯寬軌列車，到赤塔後，改乘一架美製C-47型飛機(聯共中央政治局的專機)，經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鄂木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喀山，歷時3天，9日方到莫斯科。到莫斯科後，我們在郊外一座療養院下榻，這是過去沙皇的夏宮，周圍有森林湖泊，內部有許多古老的雕塑，還完好無損地保存着。當時正值夏季，遊客很多，但環境清潔，秩序井然，蘇聯人民的文明風氣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
12日上午，劉少奇和王稼祥同志在住處接見了我們，劉亞樓司令員將臨行前毛主席的指示和我們初步考慮的方案向少奇同志作了彙報，劉少奇表示同意，並説：我已同斯大林同志談妥了，具體計劃將由你們同蘇聯武裝力量部會談商定。斯大林同志認為，中國現在建立空軍已經晚了，如早一年，空軍便可用於解放中國南部的戰役。我説，是的，不過現在建立空軍還可以用於解放台灣。好，我儘快同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聯繫，約定會談時間，原則商定以後，我就要回國了。9月將舉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要舉行開國大典，我要回去參加。你們有沒有帶外匯呀？聽説我們沒帶，他便指示給我們1萬盧布，作為在蘇聯期間的活動費用。
8月13日，劉亞樓、王弼和我隨劉少奇、王稼祥，由一名蘇軍少將軍官陪同，來到蘇聯武裝力量部辦公大樓，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熱情地迎接我們。
蘇方參加會談的還有空軍總司令維爾希寧元帥，主管訓練的空軍上將副司令和空軍中將訓練部長，另有兩名女軍官負責記錄。
“尊敬的劉少奇同志，現在開始會談好嗎？”雙方就坐後，華西列夫斯基很客氣地説。“可以開始，元帥同志。”少奇同志答道。
“我們已得到斯大林元帥的指示，由蘇聯援助中國建立空軍。中國方面的設想和意見可以先談談。”
“好。我們黨中央已經決定劉亞樓同志出任空軍司令員，現在就由他先談談吧。”
劉亞樓司令員用俄語談了中國關於組建空軍的設想和意見：一、無論從渡海作戰、解放台灣的直接需要出發，還是從鞏固國防戰略考慮，中國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戰鬥力的空軍，希望蘇聯援助我們，在1年之內建立一支由300-350架飛機組成的空軍戰鬥部隊。二、我們在東北長春航空學校已經培訓了60名能飛美式P-51、日本“隼式”戰鬥機和高級運輸機的飛行員;還有50餘名學員在日式高級教練機上進行訓練。這110名飛行員的飛行時間分別為50、100、300小時以上。此外還培訓25名領航員，100餘名機械人員，300餘名氣象、儀表、場站人員。接收了瀋陽、北平、南京、上海國民黨空軍的飛機修理工廠。從日本、國民黨空軍那裏接收起義過來的隼式、P-51、B-24和蚊式飛機共80架，能用於作戰的佔1/3。這就是我們的現有家底。三、中共中央決定調陸軍1個兵團機關作為組建空軍機關的架子，現正由武漢北上，8月下旬到達北平。以上就是我們組建空軍的初步意見和準備情況。請蘇聯同志幫助我們擬出一個開辦航校、聘請專家、購買飛機和相應設備的具體方案來，以便共同商定。
王弼補充説：“訓練飛行人員與地勤人員比例為1：2，妥否？”
維爾希寧元帥問：“你們要求組建由300-350架飛機構成的作戰部隊，根據是什麼？殲擊機、轟炸機比例如何？哪裏機場最多、最便於飛行訓練？”
我回答説：“我們渡海作戰，解放台灣，空軍的主要作戰對象將是國民黨空軍的200-250架作戰飛機。我們在數量、質量上均應占優勢，故提出建300-350架飛機的空軍戰鬥部隊。殲、轟比例是否以2：1較為合適。現在，哈爾濱、長春、瀋陽、錦州、天津、北平、濟南都有可用於訓練的機場，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好。”
少奇同志説：方才他們所談意見，事先報告了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因而也就是我們黨中央的空軍建軍方案。請元帥同志據此意見擬出具體援助計劃。
華西列夫斯基元帥説：“聽了中國同志的方案，我們有了初步依據。為使援助計劃搞得更細一些，建議劉亞樓同志和維爾希寧空軍元帥再進行一次詳細的會談。草簽一份協議，我們報請斯大林同志批准。劉少奇同志，您對會談程序有何意見？”
少奇同志説：“我同意，元帥同志，我近日將要回國，今後會談的問題就由劉亞樓同志全權代表了。”
維爾希寧空軍元帥同劉亞樓商定：次日在蘇聯空軍總部再次舉行會談。
14日，劉亞樓、王弼和我，到蘇聯空軍總部參加第二輪會談。蘇方參加會談的人員，除空軍總司令維爾希寧元帥外，還有上將副司令、中將訓練部長和兩位校級軍官。他們詳細詢問了我東北航校訓練情況，飛行員技術水平，各類飛機數量，飛機工廠的修理能力，機場面積與完好程度，下一步選用飛行員所擬條件、地勤保證人員的數、質量情況，國民黨空軍的作戰能力以及對地面作戰的支援程度等等。我們則瞭解了蘇聯空軍總部的機構名稱，航校的體制編制，訓練年限，課目，時間，教練機與戰鬥機種類，飛機維護修理程式，機場的保障機構與人員編制等。我們感到，除了噴氣式飛機性能和某些屬於作戰指揮的機密項目外，其他內容蘇方對我們基本上還是開誠佈公，未予保留的。最後維爾希寧元帥説：“好，情況是這樣的，雙方心理都有了數。你們的要求可以得到滿足，所提方案可以實現。具體援助計劃我們3天之內提出來，到時再請你們來這裏商談。你們在莫斯科好好休息幾天吧。”
劉亞樓同意維爾希寧元帥的安排。
18日，我們在蘇空軍總部舉行了第三次會談。維爾希寧元帥説：“我們認真研究了你們的設想和方案，訓練350-400名飛行員，應組建6所航校，其中殲擊航校4所，轟炸航校2所。1年速成訓練，每個飛行學員在初、中、高級飛機上各飛50-60小時，總共飛行150-180小時即可畢業。前半年使用一個機場，後半年可用兩個機場平行訓練，你們長春航校是日、美式飛機，須改裝訓練，否則使用三個國家制造的飛機，型號雜亂，不利於保證訓練的進度和質量。中國自己已經訓練出的110名飛行員，可編到6所航校去，經半年改裝和戰鬥課目訓練，即可組建1個能擔負作戰任務的混合師(2個殲擊團、1個轟炸團)。1年後，6所航校的飛行員全部畢業，又可組建殲擊師2個，轟炸師1個(均3團制)。飛機總數可達350—400架。航校訓練飛機的配備問題，我們是這樣考慮的：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級教練機各15架，雅克—11(轟教機“烏特伯”)中級教練機15架，烏拉—9、烏拉—2高級教練機各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練機270架。每所殲機航校配拉—9戰鬥機30架，每所轟炸航校配杜—2(今譯為圖—2)轟炸機20架。這樣，作戰飛機就有160架(殲擊機120架、轟炸機40架)。另配運輸機4架。第一批援助飛機總數為434架。半年後混合師成立，可從航校抽殲擊機80架、轟炸機20架。每校留作戰飛機10架，訓練可基本不受影響，1年後飛行學員畢業。3個作戰師成立時所需飛機數量，建議明年上半年再行會談商定。
“專家的數目：每所殲擊航校100人，每所轟炸航校120人，有校級軍官、飛行教員等飛行幹部20人，其他是地勤、理論教員、航醫、後勤保障人員。另有少量派駐空軍司令部以及組建空降旅的專家，共計878名。”
“關於保證飛行的相應物資器材(如汽車、油料、充電設備、飛行裝備等，)我們亦將如數配備。”
“以上就是我們制定的援助計劃，請貴方研究一下，如果同意就雙方簽署，以便上報。”
我們覺得蘇方考慮的比較周全，與我們提出的方案基本相符。黨中央指示的談判目的已經達到，劉亞樓司令員向維爾希寧元帥説：“蘇聯方面所訂援助計劃，我們表示同意。這是國際主義精神的具體體現。為此我以代表團的名義，向斯大林元帥、聯共中央、蘇聯政府、蘇聯武裝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對空軍元帥同志及由您主持蘇軍代表團的負責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真誠的敬佩和衷心的謝意。有些具體問題，會後可繼續磋商，求得解決。關於購買飛機、器材以及聘請專家的各項經費，請按世界通常價格計算，由我國政府核實結算，將來向蘇聯政府償還。”
接着，劉亞樓司令員、維爾希寧元帥分別代表中蘇雙方在協議上籤了字。簽字後，維爾希寧提出請我們參觀一些名勝地方和航空設施，讓我們提出參觀項目以便他們安排。對主人的盛情，劉亞樓表示感謝。會談至此正式結束。自從到達蘇聯，蘇方一直待我們如同上賓。會談也進行得十分順利，援助項目比較齊全，這是中蘇友誼的體現，也是由於我國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我們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的緣故。劉亞樓對此感觸甚深。我們亦都有同感。
草簽協議後，我們向黨中央發電報彙報了會談情況及協議的內容，建議加速籌建工作。劉亞樓司令員説：根據他過去在蘇聯辦事的經驗，蘇聯政府批准援助計劃，至少還得兩個月。這段時間我們可以充分利用，抓緊做些參觀考察工作，以便更多地積累經驗。於是我們便擬定了一個比較全面的參觀考察項目單，包括：空軍司令部、飛行航校、航空工程學院、飛機制造廠、飛行部隊基地等。
在莫斯科以西100多公里的一個空軍基地，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米格—15型噴氣式殲擊機。主人對我們説：這個機場，這種飛機目前都是對外嚴格保密的，唯一的例外，便是對你們幾位中國高級軍官了。此話之意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在座艙裏詢問了升限、航速、炮火威力、射速及有關這種飛機的戰鬥性能。主人沒有完全如實相告，我們也就不便追問了。接着我們觀看了米格—15的飛行情況。這種飛機，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戰鬥機。
參觀完飛行部隊，我們便飛往哈爾科夫城郊參觀航校。我們開辦航空學校時是飛行和地勤人員同校訓練，而這裏則專門培訓飛行學員(訓練兩年)，地勤學員另有專門學校培訓。1951年後我們便參照蘇聯模式改組了我國空軍航校體系，空、地人員分開訓練。
蘇聯空軍總部的體制是橫寬縱短，編制精幹，沒有閒人。空軍司令和參謀長直接管轄的部門很多。每個部門都職責分明，沒有人浮於事，機構臃腫的現象。部隊體制也是這樣。我們還請空軍總部的同志給我們上了一些課。通過較系統的考察學習，我們收穫是不少的。但蘇聯空軍有些制度與做法我們不能效仿，比如蘇軍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實行一長制等。
在考察學習間隙，我們還參觀了紅場列寧墓、列寧故居、克里姆林宮、地下鐵道、馬戲團等。
在蘇聯期間，劉亞樓司令員問王弼，在大革命或內戰時期，中國還有沒有人來蘇聯學習航空？王弼回憶了一下，説有，好像是位湖南的同志，叫唐鐸。我們便提請蘇方協助查尋。過了兩天，陪同我們的舍洛夫少校回覆説，有此人，還健在，3天后可來和你們會面。唐鐸按時來了，當時他在烏拉爾山脈以東的一個蘇聯空軍航校任少校軍械教員，是衞國戰爭時期從莫斯科撤退到那裏去的。他雖已加入蘇聯國籍，也有了眷屬子女，但仍想回國參加中國的空軍建設。我們回國後報告了中央，經同蘇聯交涉，唐鐸於新中國成立後回到了祖國，擔任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系主任。
1949年10月1日，我們在中國大使館籌備處同戈寶權、徐介藩等一起歡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國慶。參加歡慶會的還有張愛萍同志，他是前幾天到達莫斯科談判的，請蘇聯海軍援助我國建立海軍問題的。
10月5日，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告訴我們，援助中國建立空軍的協議書，斯大林和聯共中央已經批准了，我向你們表示祝賀。蘇聯第一批專家23人已經集中，很快就要出發去中國，如果沒有其他問題，你們就可以乘飛機飛到赤塔，然後改乘火車回國了。
劉亞樓司令員熱情地向華西列夫斯基和維爾希寧元帥表示了最誠摯的謝意，然後，又在蘇聯空軍司令部同蘇聯派駐中國的第一任空軍顧問普魯特科夫少將見了面，劉亞樓熱烈歡迎他到中國來。
10月6日，中共中央電告劉亞樓：與友方談的一切計劃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第二天，我們啓程回國，16日回到了北京，組建空軍的工作就按計劃全面緊張的展開了。
揭開我黨歷史上第一支航空隊的神秘面紗
王有生
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中共中央高瞻遠矚，借巢育鷹，利用與新疆督辦盛世才的統戰關係，從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中，選派43名紅軍幹部，進入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航空隊飛行班和機械班學習。“這是一支特殊的學員隊伍，它是存在於盛世才航空隊中的‘紅軍航空隊’，後來被習慣稱為‘新疆航空隊’。”(引自王定烈主編《當代中國空軍》第1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這批紅軍骨幹，大多數是營、團幹部，還有師職幹部。他們淡泊名利，勇於攻克難關，經過四年多的刻苦學習訓練，系統地掌握了蘇制烏－2型、埃爾－5型、伊－15型、伊－16型飛機的駕駛作戰、維護技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隊伍。
盛世才公開投靠蔣介石後，這批航空隊員被軟禁、關押，備受摧殘折磨。但他們信仰堅定、大義凜然，並在獄中堅持學習革命理論和航空知識。後經黨中央多方營救，這批航空隊員歷盡艱險，有31人於1946年7月回到延安。未回延安者12人，其中在校期間停學調離者3人;因事故犧牲者2人;病故者2人;在軟禁期間逃離者2人;在監獄期間單獨釋放者3人。
集體回到延安的15名飛行員和16名機械員，經中央軍委決定組成“八路軍總部航空隊”。繼而輾轉數月奔赴東北，於1947年2月到達老航校，擔任了多種重要職務，增強了老航校的領導和教學力量。
在人民空軍成立前後，這批航空隊員中，有3人擔任了軍委航空局的處長;有1人擔任了首個軍區航空處的處長;有2人蔘加了開國大典空中受閲駕機飛過了天安門;有4人在首批六所航校中擔任了校長;有3人在首支航空兵部隊“第四混成旅”中擔任首任團長(共有四個團);有1人擔任了第一個航空兵師的師長，並率部五次參加抗美援朝作戰，功勳卓著;有17人先後走上軍以上領導崗位;有8人被授予空軍少將軍銜……我黨精心培養的這支航空隊伍，確實發揮了“紅色空軍種子”的關鍵作用，為人民空軍的發展壯大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回眸人民空軍成長的輝煌之路，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代代空軍官兵一直在黨的堅強領導下，薪火相傳，接力前進。人民空軍在艱難歲月中砥礪而生，在殘酷的戰爭中浴血而立，在國土防空中亮劍成長，在轉型建設中勇立潮頭，在“能打仗、打勝仗”的過程中昇華而成的獻身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正是傳承了包括“新疆紅軍航空隊”優良傳統在內的“紅色基因”。
“新疆紅軍航空隊”為我們留下了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併為我們留下了“中共第一支航空隊”的歷史軌跡和真實記錄。
一、“新疆紅軍航空隊”是由我黨親自組建的第一支航空隊伍
我黨對組建“新疆紅軍航空隊”高度重視，親自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
1937年5月，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從新疆星星峽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餘部援接到了迪化(今烏魯木齊)後，組織他們投入了文化知識和特種兵技術的學習。
左支隊是西路軍唯一保存下來未被打散的部隊。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雲同志請示黨中央批准，在組織整頓中取消了“紅西路軍左支隊”的番號，將其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下轄四個建制大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對外一律以“新兵營”的名稱出現。
“新兵營”實際成了我軍最早的一所訓練特種兵技術幹部的學校。當時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無法解決現代化武器裝備問題。由陳雲同志提議，黨中央決定利用與盛世才的統戰關係，使新疆成為黨培養和訓練特種兵軍事技術幹部的基地。“新兵營”就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秋，陳雲同志深邃的目光投向了蔚藍色的天空。他籌謀大計，決心設法打開“立體化”這扇大門。他在西路軍總支隊部召開的幹部會上明確提出：“我們黨想建立一支航空隊伍，沒有飛機，可以先把幹部培養起來，今後有了飛機，使用起來就有人有技術。”他還説：“我想，我們可以利用新疆的環境條件，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隊，為我們黨培養一支既會駕駛飛機，又會維護飛機的航空隊伍。”
當時，新疆督辦盛世才，在獲得蘇聯大量援助和共產黨人的多方幫助後，鞏固了他在新疆的政權，實行進步的“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統一陣線，因此，陳雲同志“借雞孵卵”的計劃，是十分可行的重要舉措。
1937年10月22日，陳雲、滕代遠，向黨中央發出電報請示：“西路軍餘部430人，抵迪已有五月餘，僅以本身力量進行中文、算術、常識、軍事、政治的訓練，進步雖有，而新武器沒有學習，多次要求赴蘇學習，未得到國際批准。”“現要求護送皮衣回陝北上前線抗日，否則，即準備全部分到迪化學習飛機、鐵甲、汽車、炮兵和騎兵。”
10月25日，毛澤東、張聞天回電：“同意將四方面軍人員分配到迪化各學校去學習新技術。”
陳雲同志隨即在“新兵營”開展選拔工作，初選了30名年齡在18-25歲、身體健康的青年幹部，準備學習航空技術。
1937年11月29日，陳雲同志回到延安後，向黨中央、毛主席彙報了派人到新疆督辦公署航空隊學習的意見，很快得到了批准，毛主席讚揚説：“陳雲同志為我黨辦了件大好事啊!我看這件事由你具體負責，人員麼，可以分別從迪化新兵營、延安抗大和摩托學校物色麼!”
就這樣，陳雲同志在延安親自參加考核;中共中央駐新疆第二任代表鄧發，在迪化找初選人員逐一談話;最後，共在兩地的紅軍幹部中挑選了44名航空學員。
1938年1月6日，陳雲同志特地把即將前往迪化的19名航空學員叫到他住的窯洞裏，親切的囑咐他們説：“你們將是第一批紅色飛行師，是紅色空軍第一批骨幹，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堅強的毅力，刻苦學習，一定要把技術學到手，要搞好團結，遵守紀律，保持黨的榮譽。”(林虎主編《空軍史》1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1938年2月7日，新兵營選出的學員進入新疆督署航空隊前夕，中央代表鄧發講話送行。他説：“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支航空隊，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並提出，要學好技術，要遵守紀律，不要對外公開等具體要求，鄧發同志明確了組織關係：“航空隊由中央駐新疆代表直接領導。”(見載於多種專著史料)
2月20日，延安來的學員到達迪化“新兵營”。除了一人身體不合格外，18名學員與迪化的25名學員，混合編班。其中25人學習飛行技術，18人學習機械維護技術。這43名學員來自紅軍的各個部隊，其中，原紅一方面軍的有16人，原紅二方面軍的有兩人，原紅四方面軍的有24人，原紅25軍的有1人，這43名紅軍幹部，都是經過長征保留下來的革命骨幹。
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要求下，在陳雲同志的精心組織下，選拔各方面軍的代表，組成我黨的第一支航空隊，體現了全軍奮鬥，共創紅色飛行師的精神。當時，在新疆工作的同志，把這支隊伍稱為“紅軍航空隊”。
參加飛行班學習的25名紅軍幹部是：呂黎平(班長)、方華、方槐、方子翼、劉忠惠、安志敏、楊一德、李奎、張毅、陳熙、鬍子昆、趙羣、袁彬、夏伯勳、黎明、汪德祥、謝奇光、鄧明、龔廷壽、余天照、楊光瑤、王聚奎、彭浩、黃明煌、王東漢。
參加機械班的18名紅軍幹部是：嚴振剛(班長)、丁園、雲甫、王雲清、朱火華、劉子立、劉子寧、吳峯、陳旭、陳御風、金生、周立範、周紹光、黃思深、曹麟輝、彭仁發、吳茂林、餘志強。
中央代表鄧發把43名學員分在飛行班和機械班後，還宣佈：兩個班建立一個黨支部，由呂黎平擔任支部書記。從此，這支特殊的學員隊伍，即存在於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航空隊中的“紅軍航空隊”，作為一個戰鬥集體，進行了四年多的刻苦學習訓練。在被盛世才逐出新疆督署航空隊後，又自成體系的作為一個戰鬥集體，進行了四年的獄中鬥爭和學習，直至被黨中央多方營救返回延安。
二、作為我黨第一支航空隊，“新疆紅軍航空隊”始終受到我黨的關心愛護
黨中央對在新疆學習的指戰員非常關心。1939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到莫斯科治療臂傷，在途經迪化逗留期間，正值總支隊在進行野營訓練和聯合軍事演習。周副主席在陳潭秋的陪同下，專程去迪化北郊八家户野營地，看望“新兵營”指戰員，向全體指戰員講了話。他説：“黨中央要求你們認真學好軍事技術，為了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培養出自己的特種兵骨幹，大家一定要安心學習，一定要學好。我相信不要很久，我們也會建立起自己的機械化部隊。”
在野營地，周副主席還接見了我黨在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航空隊學習的學員代表呂黎平和嚴振剛。周副主席告訴他們説：“毛主席、黨中央，很關心你們學習航空，讓我路過迪化時向同志們表示慰問。”他詳細詢問了我黨航空隊學員的學習情況，當聽説學員們已經能夠操縱、維護兩種飛機時，高興地説：“陳雲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將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空軍，有骨幹有種子了。”他還給這兩位代表分析了國民黨空軍的狀況和教訓，興奮地談到了我黨建立人民空軍的設想和要求。
周副主席1940年3月初從莫斯科回延安，途經迪化。
他關心着繼續留在新疆的航空隊學員，又一次接見了呂黎平和機械班代表朱火華，關切地詢問了學員們的學習和生活，當聽到這些紅軍中的營團級幹部始終過着學員生活，年齡大了還不能成家時，周副主席讚揚他們有理想，有志氣，不計較個人得失，再次鼓勵他們抓緊學習，爭取更好的成績向黨彙報。他語重心長地説：“我們黨遲早要建立自己的空軍的，暫時沒有飛機就先培養技術人才，你們40多位同志有學飛行的，有學機械的，一旦有了飛機，就能形成戰鬥力，黨中央對你們寄予極大的希望。”(郭林：《周副主席過新疆》，見《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1期)
這支“紅軍航空隊”，平時雖然處於新疆督署航空隊內，在行政管理、航空訓練等方面，受校方和蘇聯顧問支配，但在黨組織活動、政治思想工作、人員調整、經費籌措、生活補貼等方面，仍受我黨駐新疆代表親自領導。第一任代表陳雲，曾催促蘇聯援助督署航空隊一批戰鬥機，落實了當初與盛世才達成的協議。第二任代表鄧發做了大量的工作，教導學員們不怕冷嘲熱諷，團結協作，互幫互學，攻克了文化和航空理論難關。第三任代表陳潭秋，對培養我黨我軍這支航空隊伍也極為重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紅軍航空隊”黨支部下面分為五個黨小組，飛行班三個，機械班兩個。(見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因為陳潭秋同志不便到新疆督署航空隊看望學員，就規定支委會成員到他住處彙報工作。每一次支部大會，他都幾乎親自參加，直接佈置、檢查和講評支部的工作。他經常向航空隊員們傳達黨中央的文件和重大的方針、政策，還多次輔導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作時事政策和形勢報告，激勵航空隊的同志們樹立革命理想，戰勝成才道路上的艱難險阻。
在生活上，陳潭秋同志對紅軍幹部航空學員也是無微不至的關心。1940年後，盛世才沒有根據物價上漲相應的增撥學員灶的伙食費，學員們只好經常吃鹹菜疙瘩。
陳潭秋同志見學員們消瘦了，非常心疼着急。在經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想方設法從辦事處的經費中每月撥出一部分錢，作為學員們的伙食補助。當改裝戰鬥機的學員們在野外機場訓練時，生活條件更差，陳潭秋同志就設法借來幾支小口徑步槍，讓學員們打點兒野味，補充營養。學員有了困難，陳潭秋同志就親自想方設法解決。例如機械班的周立範經常肚子疼，督署航空隊軍醫確診他長了一個大瘤子，説是不治之症。陳潭秋同志聞訊後，四處奔走，多方聯繫治療，他通過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在盛世才部隊的一個醫院裏，找到一名蘇聯腫瘤專家，給周立範做了大手術，切除了腫瘤。在周立範住院和休養期間，陳潭秋同志還多次用自己的津貼費，購買營養品前往看望，並指示我黨學員們要多關心愛護他，周立範同志終於從死亡線上被搶救了過來。
至於我黨航空隊在學習訓練期間的費用，也需自籌一部分，錢由共產國際供給，每月大約四百美元。1940年1月，“新兵營”撤走後，中央代表陳潭秋曾與“遠方”(即共產國際)電報聯繫此事，並請中共中央書記處去電説明。1月18日，《新疆辦事處關於新兵營回延安和航空隊經費供給致鄧發及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文中寫道：“留此學習及修養的，除航空隊外，還有50餘人。航空班用費擬自籌，合計每月需美金四百元，已電遠方要求供給。望你們也去電説明。”(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處機構》(2)第59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1940年夏，航空隊的學習遇到困難。因阿山、和田事件發生，盛世才調走了幾架飛機鎮壓“叛亂”，使航空隊學習無法繼續。陳潭秋在10月21日發出《關於航空隊狀況及下一步的處置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電文説：“航空隊同志是我們準備將來空軍的第一批幹部，他們的責任非常重大，可是一年多來，因技術條件和環境關係，進步很少。……最近他們要求直接寫信給中央陳述意見，我已同意。究竟對他們的問題如何處置，希望中央嚴重討論一次，給以具體指示……”(引自《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2)第617頁)
當時，航空隊學員要求陳潭秋同志向黨中央反映情況，並轉達他們的三條要求：一、回延安建立自己的空軍抗日;二、參加陸戰隊抗日;三、赴蘇參戰。黨中央回電：嚴守紀律，安心學習。(引自《新疆革命史》第93頁;《中共黨史資料》第25期，第29頁)
當盛世才加緊投靠蔣介石，於1942年7月把航空隊逐出督署航空隊後，航空隊自成體系的搬到了南梁的招待所(歸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因先後調出3人，犧牲2人，病退1人，此時航空隊有37人。陳潭秋同志來看望航空隊員時，告訴他們：“你們37名同志，是黨千辛萬苦培養出來的第一批航空人才，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目前從新疆送你們返回延安，已經不可能，我已向黨中央發電報，請中央儘快與蘇聯聯繫，爭取把你們送到蘇聯去，待國內條件成熟後，再接你們回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空軍。”
1942年9月初，新疆政局已十分險惡。陳潭秋同志找航空隊黨支部的新老成員談話。他在分析形勢後説：“黨中央批准了你們撤到蘇聯去繼續學習，你們現在可以做走的準備，行李物品儘量少帶……我們在新疆的所有人員準備分三批撤走。你們學習航空的同志是第一批，吉合同志同你們一塊走，他對蘇聯的情況熟悉，懂俄語便於接洽。”(見198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碧血灑天山》)
此後，陳潭秋同志被抓走，航空隊同志也被軟禁、監押，與黨代表失去了聯繫。但陳潭秋同志被害前還在關心航空隊的同志，曾給他們寫信，並囑託黨組織負責人給航空隊員每人補助100元生活費。
1944年冬，航空隊的同志們被轉押到第二監獄的黑牢後，他們設法與獄中的黨組織接上了關係。敵人用嚴刑毒打，甚至用砍頭、槍斃來威脅他們，他們都沒有屈服。他們在“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全體無罪釋放回延安”的戰鬥口號鼓舞下，不屈不撓地開展對敵鬥爭。在黨中央的多方營救下，終於在1946年6月10日，集體釋放出獄。於同年7月11日，安全地回到延安。
這支由紅軍幹部組成的我黨第一支航空隊，與其他一道返回延安的我黨人員，受到了中央領導和各界羣眾的熱烈歡迎。朱德總司令親自到七里鋪迎接，並設宴招待。他高興地對航空隊員們説：“我軍在東北繳獲了日本不少航空器材，有飛機，有機場，就是缺少駕駛人員和維護人員。你們回來了，就很好嘛!正好發揮骨幹作用。”
7月12日，毛澤東主席來到中央黨校駐地看望大家，他與航空隊的同志一一握手説：“你們回來了，就是勝利!”“你們都是好同志。”
1946年8月29日，航空隊被召集到八路軍總部開會。朱德總司令詳細講述國內形勢後説：“延安人稱你們為新疆航空隊。延安怎麼會有新疆航空隊呢？名不正言不順。八路軍確實很需要一支航空部隊，配合地面部隊作戰，中央對你們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們及早恢復技術，參加作戰。”“八路軍總部根據中央的指示，決定將新疆回來的航空人員編成一個航空隊，暫定名為八路軍總部航空隊。今天在這裏開成立大會。”
朱總司令宣佈：“現在我命令，八路軍總部航空隊正式成立，任命方子翼為航空隊隊長，嚴振剛為航空隊政治指導員。”“會後，你們應立即着手做赴東北的準備工作。”
航空隊根據朱總司令的指示進行了編排，把空地勤人員混合編組為三個分隊，由方華、陳熙、呂黎平擔任分隊長。然後，每天集體複習航空理論，鍛鍊身體，練習行軍，為開拔做準備。
1946年9月20日，八路軍總部航空隊的方子翼、嚴鎮(嚴振剛)、呂黎平、陳熙、方華、方槐、夏伯勳、袁彬、安志敏、李奎、黎明、張毅、趙羣、劉忠惠、鬍子昆、朱火華、金生、周立範、周紹光、丁園、雲甫、曹麟輝、王東漢、吳峯、劉子立、劉子寧、陳御風、陳旭、黃思深29人(楊一德、王雲清因病住院，推遲出發)，和劉善本機組，加上陪送人員共40餘人，在八路軍總司令部、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二部等單位代表和從新疆回來的人員近千人的歡送下，離開延安，踏上征途。他們於1947年2月，輾轉到達被譽為人民空軍“搖籃”的東北老航校後，先後被委以重任，出色地發揮了領導骨幹和教學骨幹的作用。
“新疆紅軍航空隊”，作為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隊，其可歌可泣的戰鬥歷程，是一首紅軍幹部忠誠於黨、牢記使命、百折不撓、堅貞不屈、無私奉獻的英雄史詩，其彪炳史冊的輝煌業績有目共睹，感人肺腑，受到了廣泛的讚譽。
三、繼“紅軍航空隊”之後成立的“新兵營航空班”在爭取進入航空隊未果後無奈回撤延安
1938年10月，由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航空隊代培的“紅軍航空隊”飛行班，轉入埃爾－5型中級教練機的飛行訓練，初級教練機富餘了一些，盛世才考慮續辦第四期飛行班。中共中央代表鄧發考慮，這是可以再送一些人進入督署航空隊的好機會，有的可以當教員，有的可以當學員。能當教員的有常乾坤、王弼。
常乾坤是1926年從廣州航校選送蘇聯學飛行的，王弼是1927年從莫斯科中山大學選送學飛機機械的。二人畢業後在蘇聯空軍中服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當時在蘇聯空軍軍事工程學院深造的常乾坤、王弼，向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回國參加抗日戰爭的請求。獲准後，二人於1938年9月抵達迪化。但因盛世才的反對，我黨代表送他們進督署航空隊擔任教官的計劃未能實現。
就在這一年的8月至9月間及以後，我黨曾調一批青年幹部來新疆，準備作為第二批代培人員進入督署航空隊學習。這批幹部有鄭德、林徵、吳元任、周元青、葉遠之、李春華、任平等。其中，鄭德是中共早期黨員，曾於1930年10月進入廣東航空學校第五期學習飛行，1932年4月畢業，後來回到延安，這次也被黨派到迪化。可是，當中央代表與盛世才協商時，盛世才也拒絕接納這批幹部。
無奈之下，我黨駐新疆代表處只得將以上幹部組織起來，在“新兵營”內成立了一個教員訓練班，邊學習邊與盛世才協商。1938年底，曾在蘇聯學習航空的李凡、王璉、王春回國到迪化後，也編入這個班。1939年5月，在蘇聯學習航空的劉風回到迪化後，中央代表鄧發遂將鄭德、李凡、王璉、王春等人抽出來，加上劉風，組成航空訓練班。以後，擴大到10多人。林徵、吳元任、周元清、葉遠之、李春華、任平等也參加了這個航空班。後來從蘇聯回來的一名朝鮮族青年王天，是準備來新疆學飛行的，也留在了航空班。
航空班主任由鄭德擔任，常乾坤和王弼擔任航空理論課教員，鄭德兼任文化教員，“新兵營”參謀長蘇進(紅軍長征前曾任師長，紅軍大學訓練科長)講授軍事課，“新兵營”政治處主任肖理(即中央迎接西路軍五人代表團成員、陳雲機要秘書)、鄧發機要秘書馮鉉講授聯共黨史課。陳潭秋同志接任第三任代表後，曾親自講授《中國革命》課。
這個航空訓練班，只進行航空理論教育，沒有飛機提供基本駕駛技術訓練，航空班與俄文班、教員班一樣，均屬“新兵營”管轄，按“新兵營”的安排進行日常活動。在1939年夏秋季節，航空班就參加了“新兵營”的野營訓練和軍事演習活動。1940年初，“新兵營”撤回延安時，航空班的林徵、吳元任等人也隨同東返。
吳元任曾任東北老航校指導員、空八軍副軍長、福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等職。他回憶説：“1939年，我們一行從延安到新疆去學習航空技術，在那裏認識了我黨駐新疆代表陳潭秋同志。……當時，我們作為航空班學員在新兵營裏學習。不久，我們到迪化(今烏魯木齊)郊外搞野營訓練，潭秋同志具體領導我們進行實戰練習。……1940年，潭秋同志報告黨中央，決定送我們在新兵營學習的同志返回延安，臨行時，潭秋同志作了精心安排，並一直送我們到迪化遠郊。”(引自吳元任：《潭秋同志關懷我們“新兵營”戰士》載於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回憶陳潭秋》)
“新兵營”撤走後，航空班與獸醫班的大部分人仍留在迪化繼續學習，歸八路軍辦事處管理。幾個月後，“航空班”有一部分人因執行押送紙車任務回到了延安。據八路軍辦事處機要秘書王韻雪回憶：“記得有一次中央發來十萬火急的電報，要潭秋給延安籌措一批白紙，以保證《解放日報》的正常出版。這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潭秋接電後，日夜奔走，想了很多辦法，終於在蘇聯的幫助下籌措到了十噸白紙。為了押運這批紙張，潭秋將‘新兵營’航空班留下的約十幾位同志(原準備去航空隊學習，因被盛世才拒絕而未去成)組織起來，押運紙車回延安。”(引自中共黃岡縣委宣傳部1980年5月編輯的《陳潭秋》內部資料)
剩下鄭德、常乾坤、王弼等七名航空專業幹部及王天，繼續爭取進入新疆督署航空隊。經過交涉，仍未能與盛世才達成協議，於是在1940年11月奉調回延安。
航空班一行人乘蘇聯軍用汽車到蘭州後，經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安排，換乘公共汽車去西安。為了安全，10人(含兩名隨行者)分成兩批上路。第一批人員由鄭德帶隊，含李凡、王春、王天、蔡芬，先一天啓程，到達平涼附近被國民黨扣押。由王弼牽頭的第二批人員，含常乾坤、劉風、王璉和劉某，到達西安後，立即向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報告鄭德等五人被扣押的消息。八路軍辦事處出面交涉沒有結果。後來王天從國民黨西安集中營脱身回到延安，大家才知道，鄭德、李凡犧牲，王春等不知所終。
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派人護送，王弼、常乾坤等五人乘延安來的貨車，於1940年12月，抵達延安。
綜上所述可知，“新兵營航空班”作為我黨第一支航空隊的後續分隊，為進入新疆督署航空隊，進行了一年多的爭取等待和航空理論學習。其中有數月參加野營訓練和實戰演習。其成員與“新兵營”的老成員，即西路軍餘部紅軍幹部戰士有所不同，他們是新增的成員，除鄭德外，是名副其實的“八路軍新兵”。眼下有些人竟然把我黨第一支航空隊説成是“盛世才的航空隊”，而把“新兵營航空班”説成是我黨在新疆的最早的航空隊伍。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偏見之論。
還有一種説法是：航空訓練班是在常乾坤、王弼“親自負責”、“親自領導下”的“正宗”的航空隊伍。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常乾坤、王弼兩位同志，固然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由我黨送訓的優秀航空骨幹，但是他們畢竟是剛回國參軍的技術人員，何況常乾坤同志是帶着兩次失去黨組織關係的苦惱來到迪化的。(常在蘇聯先失掉中共黨員的組織關係;之後申請成為蘇聯共產黨預備黨員，又因在黃埔軍校參加過國民黨而未能轉正為蘇共正式黨員)。所以在航空訓練班期間只是教員，且不能參加黨組織活動。回到延安後，經查詢黃埔軍校黨員名單和王世英證明，由中組部批准恢復黨籍。為他後來逐步成長為人民空軍的高級將領增添了必要條件。但這並不等於説他在迪化航空班時就是“親自領導”的“負責人”。
(作者：王有生空軍史學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