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焦慮不自信的歐洲才苛求中國

近來歐洲舞台上內政外交大戲不斷，一度因危機而黯然的歐洲又抖擻精神，重回聚光燈下。馬克龍在法國阻擊極右翼成功，不但在民粹洶湧中穩住了主流政治的軍心，還周旋於俄美之間，撐起了大國外交的場子;默克爾總理在國內的選情一路看好，對外也開始在美國面前“示強”，G20漢堡峯會雖場外亂子不斷但場內還算安穩。法德兩國還借英國保守黨政府自亂陣腳、歐盟談判地位陡然增強之機趁勢而上、互動頻頻，不僅誓言重啓“法德軸心”、再造一體化動力，還很快將推動歐元區改革和建設歐洲“安全聯盟”打造成了“新共識”的模樣。

政治困境稍解後的歐洲在內務外交上都展現出了近年來少有的“自信”。中國將歐洲作為全方位外交和經濟合作的重點方向，在歐洲債務危機嚴重、一體化前路迷茫之時，更是給予了力所能及的政治和經濟支持。如今“重拾自信”的歐洲對中國來説又意味着什麼呢？

“自信”的歐洲對推動世界的多極化發展應該是件好事，這意味着歷來以西方陣營為依歸的歐洲開始看淡“盟友”關係了，意味着歐洲開始為真正掌握自身命運而籌謀和努力了。因此中歐在多邊和全球事務中的交集和共識增多，合作的戰略性無疑增強了。中歐可以攜手應對單邊主義和反全球化逆流，雙方在堅持自由貿易和開放經濟、在落實氣候變化共識、維護全球治理體系等方面，既能遙相呼應又能密切配合。

但“自信”的歐洲也可能找錯強硬以對的目標，歐方在處理中歐關係時的一些做法，不幸正將這種擔憂變為現實。從四十年前的對華“(無條件)全面接觸”到十年前的“有條件接觸”再到如今的“對等接觸”，歐洲對自身的要求越來越低，對“中國夥伴”的條件卻越來越苛刻。在應當遵守的世貿規則上歐洲耍了賴，也開始在處理對華經貿摩擦中“向美國學習”：不僅從特朗普那裏接過了“公平、互惠”的話語，為自身升級貿易壁壘找理由，還向美國取經，要“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設立針對外資的審查機構”。儘管歐洲和美國開始互懟但仍“積極尋求妥協”，而連續兩年的中歐領導人會晤有共識但無公報，就足以説明歐洲的“自信”偏離目標的情況有多嚴重了。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儘管經歷了這樣那樣的危機，歐洲在經濟總量、貿易規模、科研水平和富裕程度上仍是屈指可數的發達經濟體;儘管發展迅速，但中國仍是底子薄、問題多的發展中經濟體。硬要讓雙方“對等”，歐洲“自信”的背後是對自身國際競爭力下降的焦慮，是想通過改變遊戲規則將中歐之間的發展差距固化下來。

競爭本來就是國際關係的核心內容和人類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為競爭可以激勵創新還可以塑造規則。歐洲曾經是激勵創新的重要動力來源和規則的主要塑造者，但在高昂的社會福利和複雜的內外問題拖累下，作為食利者的安逸正在消磨歐洲的創新動力，前有美、日等領先者，後有中國等追趕者，這讓“自信”的歐洲充滿了焦慮。作為曾經的規則塑造者，歐洲更不願意讓這一“先天優勢”旁落，要麼是在雙邊關係中把住規則制定權不願分享，要麼是在規則不利於己的情況下任意解釋或另起爐灶。前者的例子是在中歐經貿關係中以自身貿易、投資法規為基調，後者的證明是用所謂“市場扭曲原則”來逃避對世貿規則的履行義務。

對歐洲來説，揣着焦慮而展示出來的“自信”顯然難以持久，因為它無法迴避兩個根本問題。一是歐洲對規則的任意解釋和修正，會極大損害其作為規則制定者和維護者的形象，最終導致規則本身的窳敗。自由、公平貿易本來就是世貿組織遵循的原則，二者互為條件不可分割。但歐美在面對競爭力越來越強的中國時，都開始將二者切割開來、“為我所用”，這不僅在實踐中會造成對自由貿易的損害，而且也在規則上將公平貿易當作了可以隨意取捨的説辭，損害了世貿規則的完整性和嚴肅性，後患無窮。

二是如果只計算自身利益得失而不堅持原則，歐洲最終將難以自圓其説而且處境尷尬。如果只拿貿易順差逆差説事兒，特朗普總統完全有理由指責默克爾總理和歐盟沒有堅持“公平貿易”，而歐洲又會拿着同樣的數據來指責中國，但對中國有貿易順差的德國可就尷尬了。

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為中歐之間的合作前景帶來巨大的想象空間，如果歐洲想要抓住機遇，可以與中國夥伴共勉的：一是保持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方向，將一體化打造成促進聯動發展的模範而非自求安穩的避風港，二是將競爭作為創新的動力而非封閉保守的藉口，三是正視自身的問題不再諱言改革，更不去簡單地抄襲別國“利益優先”的做法。這樣才能有助於歐洲消除焦慮，煥發出真正的自信。(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