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後真相”時代將顛覆傳統政治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有一個關於“洞穴觀影”的隱喻，有個解除了桎梏、走出了洞穴、發現了外面光明世界的人，反而被錯將影像當作真實東西的人們所誤解並殺害了。“你所看見的不是真相，而不過是你的影子”，兩千多年後，柏拉圖的這句話，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了現實內涵。

因為“後真相”(post-truth)已經成為歐美最熱門也是最令人擔憂的詞彙，它的精要被定義為“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一種對真相無所關心、只要情感和願望的時代，正在大步走進人類生活，它必將改變政治的面貌，也將改變人們對政治的認知。

知識與權力機制的瓦解

當“後真相”在去年底以來成為熱詞時，人們可能還沒有意識到，“真相”是一種知識，也是一種機制。

與“後真相”所指向的隨意性、無確定感相比，長久以來，“現代政治”的背後哲學乃是理性主義，相信可以通過人性逐步完善達成更好的治理和社會狀態。對確定性知識和價值即“真相”的追求，是以往政治的重要特徵。

“真相”的獲得、確認和遵從，還通過一種精英治理機制來實現。在“洞穴觀影”的隱喻中，看到了“外面光明的世界”的人具有辨別真假、美醜、善惡的能力，而後者則在矇昧中不分是非善惡。精英通過對其自身的完善而引領大眾走向良治，是古希臘政治哲學和中國原始儒家的共同理想。

有識階層負責生產知識和提供“真相”，民眾有義務也有意願接受他人提供的“真相”，這是過往政治的基本特徵，也是形成穩定有序的政治共同體的關鍵。它在“現代世界”的表現形式，是在民族國家內部，達成了精英治理與民眾意願相平衡的政治契約。在民族國家的早期樣態，民主並不是主要內容，民眾參與政治進程的程度有限，精英階層對國家的領導，在反映自身利益、情感需求的同時，也需要照顧到民眾的意願，而民眾則尊重精英治理的現實，服從現有政治安排。

今天一些“民主國家”所津津樂道的代議制民主，實際上仍然是精英階層通過投票選舉的方式，實現精英治理的政治安排。

“真相”作為一種政治機制，從以往來看有賴於兩個方面：其一是上文所説的精英治理，因為一般民眾無法創造“真相”;另一個則是精英倫理，也就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使民眾相信精英提供的“真相”是值得信賴和遵從的。

傳統媒體的輿論製造，就是關鍵性的“真相”載體。在以往世代，輿論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傳統媒體從業者大多數也是社會精英，他們以“新聞人”的職業倫理，對新聞信息不斷進行甄別、質疑、還原，由此建立起來的新聞信譽，對虛假事實起到了很強的抑制作用，也給政客以造假、煽動的方式獲得政治資源設置了有形障礙。

然而，“後真相”時代的到來，不僅顛覆了既往的政治契約和權力機制，也顛覆了以往的知識(或真相)生產機制。每個人都可以利用眾多的網絡平台成為“自媒體”，都是新聞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精英新聞”向“大眾新聞”的轉變， “真相”由精英階層獨創變成全民共創。由此導致追隨精英的權力機制和政治契約遭到顛覆。

“後真相”背後的問題，其實不是“真相”的有或無，而是以往“真相”產生機制的衰落。

“大眾政治”開啓混亂時代？

“後真相”時代所迎來的，乃是“大眾政治”的登場。

在以往的技術條件和制度安排下，無論怎樣標榜“民主”，政治始終都是精英政治。但緊隨自媒體時代而來的“後真相”時代，大眾政治以前所未有的動力，以“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之勢，將可能在本質意義上顛覆精英政治。這種情景，無論在英國脱歐、美國總統大選還是今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都已展露無遺。

在不可預測的“大眾新聞”超越相對確定的“精英新聞”後，人們已經很難對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未來場景進行準確預測。傳統媒體中的“英雄”，今天往往會成為新媒體中的“倒黴蛋”，原因就是“精英新聞”時代的單一真相，已被 “大眾新聞”時代的多種真相所取代，傳統媒體所能看到和代表的，已只是光怪陸離世界的一角。而以自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已從四面八方用多種多樣的感覺與意志，去反抗“精英新聞”的認知和價值，不再遵從精英的意願和安排。

通過眾多網絡個人平台所表達的意見，是直接的、即時的而且開始有效影響政治，它使以“選票政治”為體現的代議制民主，也進入大眾民主，這將意味着什麼？

傳統的精英治理機制顯然難以接受正在到來的現實，用“民粹主義”來指責大眾民主就是一種表現。大眾作為一個個的政治能動分子，看到的或關心的，可能僅僅是個體在某個瞬間的千差萬別的感受、願望，當大眾政治或民主以其本原面相洶湧走來、精英政治被衝擊得七零八落，無數無法預知的意志在網絡上不停穿梭時，政治肯定將在一定時期內，是過度而混亂的，人們以往所以為的在“民主”“專制”概念下的確定性，都在走向終結。

大眾政治有可能瓦解政治的兩項基本功能：一是建構和維持秩序，二是設計未來。這些主要是通過確立和遵從權威(包括法治信念和力量)形成的。大眾政治時代，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政治的參與者，任何權威存在的必要受到衝擊，法國啓蒙哲學家盧梭所説的穩定的“公意”，也就沒有了可能，對共同秩序的尊重，也非不言而喻。

此外，在精英政治下，雖然會有不平等現象的發生，但精英階層還是能夠從共同體的長遠來考慮問題。但大眾政治如果演繹不當，法國社會學家勒龐所描述的“烏合之眾”，就可能出現，在這種政治狀態中，每個個體的即時感覺和意願，都可能通過網絡被放大進而影響政治決策，結果是使能夠實現有效治理的政治成為不可能，也使政治共同體根本不再有動力着眼未來前景而進行政治謀劃。

“後真相”時代，將在歐美甚至更大範圍上演更多的政治混亂，如何在新的政治現實中重建政治倫理，是這個時代對人類生活提出的新問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