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偉：打擊扒竊應手段多樣化

7月23日，河北廊坊發生一起引發輿論熱議的刑事案件：賣瓜商販崔先生因提醒顧客防範小偷，結果招致扒手和同夥的圍毆，並被刺死。人命關天，這遠比“扶不扶”造成的社會衝擊波更大。無形中，社會中傳遞着一種不安的情緒，因為每個人的錢財都可能成為扒手的“獵物”。如果正氣不彰、人人只求自保，盜賊是否會更加猖獗？未來，誰會再做“崔先生”？

我們將扒手稱為“小偷”。小偷之“小”表達了兩層含義：一是對偷盜行為的蔑視;二是表明其危害行為的輕微。但是，此案卻因為小偷小摸引發了人命大案。人們不禁對於扒手的囂張表示震驚與憤慨。然而，僅有震驚與憤慨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思考：如何才能有效打擊扒竊犯罪？

在新的社會形態下，扒竊呈現新的態勢與特點，需要引起人們的重視。在經濟、社會轉軌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容易發生混亂甚至扭曲，不排除一些小偷以“劫富濟貧”“財富再分配”等荒唐理由，給自己的不法行為披上道德外衣。另外，在今天這樣一個高度流動性的陌生人社會，扒手既可以流動作案，也可以對流動的人羣作案，具有隨機性和分散性，對專業反扒行動提出高難度的挑戰。專業反扒警力人數有限，而且還要參與大型活動安保、臨時性維穩等活動，所以僅靠警察難以有效打擊扒竊犯罪。

在陌生人社會，基於熟人關係的人際信任不再具有普遍意義，而基於制度性信任的人際關係還沒有形成。原子化的公眾以“各掃門前雪”的態度對待扒竊及其他公共安全風險，不敢挺身而出。有時，公眾即便成為扒竊的受害者，也不敢與小偷當場對質，甚至因公安機關的程序繁雜而不予配合。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社會越來越民主，越來越強調法治、人權。從本質上説，這是社會進步的要求與表現。但歷史上存在的一些提升扒竊犯罪成本的有效手段可能不再合法。

在新的時代與社會背景下，治理扒竊犯罪要擺脱只強調用“重典”的思維侷限，應將風險防範的關口前移，採取多樣化手段，塑造社會正確的義利觀與廉恥心，讓扒竊行為難以找到一絲一毫的道德藉口，以“人人喊打”的輿論高壓讓扒竊行為得不到一點良心上的寬宥。治理扒竊犯罪需要動員全社會力量的參與，特別是要密切警民合作關係。警察要向公眾傳授防範扒竊的知識與技巧，提升後者的風險應對意識，公眾要出於社會擔當而配合警方的反扒竊行動。我們要形成對舉報、制止扒竊犯罪行為的激勵制度，同時加大對扒竊犯罪行為的懲處力度，形成“邪不壓正”的風尚與信心。(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