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琪 管傳靖：特朗普進攻性貿易政策純屬詐唬

特朗普就任以來，不斷高舉保護主義大旗，頻繁威脅使用貿易戰，他的種種舉動，目標是保護國內市場，打開國際市場，輸出美國的規則。與以往美國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相比，這一雄心並沒有新意，只不過採取了比較激烈的方式。但是，國際經濟關係和國際貿易談判，有其內在的規律性限制，並不是憑藉實力優勢和進攻性政策就可為所欲為。特朗普的進攻性貿易政策至少面臨三個方面的內在衝突。

第一，目標與路徑的衝突。特朗普的進攻性貿易政策，對內要求保護主義，對外要求自由化，本身就難以兼容，因而只能威脅使用貿易戰這一具有破壞性的手段。

第二，權力與責任的衝突。二戰之後，美國一直在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中發揮着關鍵的領導作用，可以説它所承擔的國際責任，是其在國際貿易關係中權力優勢的重要基礎之一。但是，特朗普在新貿易議程中突出強調國內法規凌駕於WTO規則之上，宣稱美國將採取激進的手段防止WTO侵蝕美國的主權，只想享受權利而不願意承擔相應的責任。

第三，現實與趨勢的衝突。特朗普的進攻性貿易政策突出強調貿易逆差，追求擴大市場，要求用美國的工人，在美國生產，然後出口到其他國家。但是，在生產國際化的時代，不同的生產環節根據比較優勢被分散到各個地區。由此可見，一方面特朗普高喊“買美國貨、用美國人”的口號，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順應美國對外經濟關係發展的利益需要，這使得特朗普進攻性貿易政策在現實壓力與發展趨勢之間徘徊難斷。

從二戰之後美國貿易政策的演變來看，單邊主義是一條隱藏在多邊主義外衣之下的主線。美國週期性地採取極端的進攻性貿易政策，激化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摩擦。20世紀50至60年代美國與西歐的貿易戰、80年代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戰的結果是，美國進一步打開了這些發達國家的市場。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以紡織品和農產品上的優惠承諾，換取了發展中國家的妥協，WTO得以成立。冷戰結束之後，經濟全球化進入高速軌道，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佈局，生產的碎片化，產業有梯度地在國家之間轉移，導致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延伸至世界主要沿海地區，最終實現了“全球化的美國”。

與這一過程相伴的代價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增加了就業壓力，擠壓了中產階層的發展空間。美國經濟金融化程度不斷加深，產生了一個具有全球性特徵的食利階層，即美國經濟學家巴格沃蒂所説的“華爾街-財政部複合體”。這一掌握經濟和政治資源優勢的羣體，不斷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速度。而冷戰之後全球化的狂飆，根本性地削弱了美國原本脆弱的國內利益調節機制。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引發民粹主義浪潮，“佔領華爾街”和特朗普的當選，都是這種社會情緒宣泄的表現。

全球化的美國和金融化的美國，既需要採取開放性政策，以進一步密切它與世界經濟的聯繫，增強滲透力，從中食利;又需要增強貿易政策的保護性，以緩解國內不斷升高的社會壓力。長久之計是重建“社會契約”，完善對外經濟開放的利益補償機制。在階層衝突激化，社會共識缺乏，以及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纏鬥之下，這一目標更加難以實現，而特朗普展示出的頗具進攻性貿易政策的表演，也只會是徒勞無功。(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