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雄：接受教育才能讓困境兒童脱困

最近，四川涼山“格鬥孤兒”事件成為大眾關注熱點。隨着有關部門將這些孤兒接回到當地重返學校，一些人又對此發出質疑，認為他們回到學校更得不到照顧。

從社會政策的角度看，此事件表明針對困境兒童(包括孤兒、殘疾兒童、留守兒童、貧困兒童、艾滋病兒童等)的社會保護制度還存在明顯漏洞。

首先，孤兒養護制度存在漏洞。2006年頒佈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明確規定，未滿16週歲的孤兒可以享受農村五保供養待遇。涼山“格鬥孤兒”中，有一些是真正孤兒，還有一些是事實孤兒(父母中一方死亡，另一方離家出走)，當地民政部門均應履行保護責任，妥善安置其入住福利機構，或由有能力的家庭寄養、收養。

這些孤兒出現在格鬥公司，本身就表明了針對孤兒(尤其是事實孤兒)的“安全保護網”出現了漏洞。其原因可能是複雜的，主要包括：基層對孤兒統計、上報不及時;縣級政府因財力不足，導致部分孤兒未能入住福利機構;未建立對孤兒監護人(往往是親屬)的評估和監督機制，監護人往往因能力或精力不足而疏於監護。

其次，困境兒童的義務教育存在漏洞。長期以來，涼山地區的入學率偏低，困境兒童的入學率更低，有些甚至從未進入過學校。涼山“格鬥孤兒”雖是個案，但是也反映了涼山地區困境兒童的入學現狀。為什麼在實施“兩免一補”政策之後這麼長的時間裏，仍然有如此多的兒童不能接受完整的義務教育？這需要教育部門認真反思。

固然，事實孤兒的監護權不易確認是導致部分孤兒難以入學的因素，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教育部門和學校未能嚴格按照義務教育法的要求，採取切實可行的辦法讓困境兒童進入學校，尤其缺乏對監護人的制約，導致孤兒失學成為一種常態。

最後，針對困境兒童的精準扶貧存在漏洞。實施精準扶貧，其重要措施之一是精準識別貧困家庭，因人施策、精準脱貧。涼山“格鬥孤兒”的家境往往極端貧困，理應是精準扶貧的重點對象，各種政策也會疊加到這些家庭。

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這些孤兒失去了家庭，被帶到城市，遊離於精準扶貧之外，不得不依賴於格鬥公司才能生存，小小年紀便被迫自食其力。這表明，我們的精準扶貧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尤其是根據困境兒童的實際情況制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措施，而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一般貧困家庭的扶貧方法。

從社會政策的角度看，防止涼山“格鬥孤兒”事件的發生，關鍵在於完善兒童社會保護制度，包括：加大兒童保護財政投入，提高困境兒童生活照料標準，完善困境兒童養護設施;建立困境兒童識別報告、干預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明確政府各部門職責，建立兒童保護協調機制。從長遠看，要在國家層面上出台《兒童福利法》，從法律層面界定政府對兒童的保護職責，對困境兒童實施特惠政策，並逐步建立普惠型兒童福利，讓所有兒童遠離生存之憂，尤其是在失怙時能及時得到替代性支持和養護。

要從根源上解決“格鬥孤兒”這一問題，筆者認為更需要加大扶貧力度，因為涼山孤兒的致因多與貧困因素相關聯。尤其在精準扶貧過程中，要更加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本開發，激發貧困家庭的內生動力，切斷貧困的代際傳遞。而這是一個非常艱鉅而繁重的任務。(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