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經濟大圖像

13年前我回國工作,當時的一個基本想法是以後的研究應以中國話題、中國視角為主，而非簡單延續國外同行的研究課題和方法。過去十幾年來，我一直關注的一個課題就是中國曆代經濟大圖像，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僅是瞭解局部的經濟現象，如江南的米價波動、江南運河修浚等等，頂多是瞎子摸象。只有全面瞭解自己的過去，一個民族才能更好地瞭解自己的今天。而瞭解過去的基礎工作，是瞭解這個民族歷史上經濟發展的整體情況，並進行國際比較。

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兩個新發現

過去十幾年來，我覺得非常幸運的是能幫助清華經管學院培養、建立一支中國經濟史研究隊伍，他們專注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大圖像，其中包括如今在北大經濟學院任教的管漢暉，在中央財大任教的伏霖、金星曄以及在證監會研究中心任職的石錦建。我們的團隊系統測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總量、經濟結構、增長格局以及公共財政等問題。這對了解我們自身、瞭解歷史上的中外對比起到關鍵作用。最近我們又和牛津大學史蒂芬·布勞德伯利教授合作，比較了歷史上中外的經濟發展水平。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第一，從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國人均GDP在較高水平上波動，清代則呈下降趨勢。我們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資本、土地的積累速度。在將近900年時間裏，人均耕地面積持續下降，這一下降沒能被糧食畝產量的上升所彌補。換言之，人均佔有的土地量、勞動工具包括牲口數量是下降的，這導致勞動生產率不斷降低。

第二，通過國際比較發現，北宋中國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到1300年左右已落後於意大利，1400年前後被英國超過，1750年之前，雖然中國部分地區和歐洲最富裕地區生活水平相距不遠，但作為整體的中國已落後於西歐，因而，東西方的大分流在工業革命前已經開始。這一發現與以上人均GDP逐漸下降的發現密切相關，也就是説中國人均勞動生產效率的不斷下降對於經濟發展、國家進步是重要的負面因素。

較之國際同行更為科學嚴謹

這些發現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一些關注，但重要性應該還未被完全意識到。最近英國《經濟學人》以及日本《日本經濟新聞》雜誌對此進行報道，之後才反饋到國內，同時不可避免地引發一些議論。在此，有必要進行一些説明。

這個項目是一個長期、系統、艱苦的研究工作。我們用生產法測量中國古代GDP總量、人均量及結構，測量的基礎是相關朝代官方和民間的各類記錄。比如對於明朝，我們使用《明實錄》、《萬曆會計錄》、地方誌等史料進行測算，這些史料對人口、糧食以及手工業(包括陶瓷、紙張、生鐵、銅等生產量)都有比較詳細的記錄。宋代的數據則來自《宋會要輯稿》《宋史·食貨志》《續資治通鑑長編》《文獻通考》等。事實上，中國在這些方面歷史數據的記錄遠超同時期其他國家。正是得益於中國歷史數據的完備性，和國際同行相比，我們的研究在方法論或數據完備性上遠遠領先。

據此，我們不同意中國經濟史“加州學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清代經濟發展水平是世界領先的。我們的數據比“加州學派”更全面。同樣，我們也推翻了英國經濟學家麥迪遜有關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結論，他認為中國人均GDP在宋代從450美元上升到600美元，此後一直維持在這一水平。這一推測與我們的研究結論完全不同。麥迪遜已於2010年去世，在那之前，我們與他有過多次通訊來往，仔細請教其計算中國經濟總量的基礎性假設。他通過電郵告訴我們，他完全是通過自己的估算假設中國曆朝歷代的人均GDP水平，然後乘以人口數量得出經濟總量。相比而言，我們使用具體數據進行嚴謹計算和檢驗，雖然還有很多地方需要繼續改進和完善，但應該説比麥迪遜的估算前進了一大步。

研究歷史是為了解現在展望未來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解釋我們的研究發現？有人説，我們的發現證明中國歷史上並沒那麼強大，或者説中國歷史上並沒那麼輝煌。這些解釋都不準確。我們的發現是説中國人均GDP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於世界最高水平，只是從公元1300年左右開始落後於意大利，1400年開始落後於英國，這並不等同於説中國在歷史上沒有那麼輝煌。相反，這説明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比我們之前的認知更加早熟，古代社會達到人均發展水平高點比我們之前的認知更早，中國經濟開始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也早於世人之前的認知。

那麼，如何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比之前認知的更加早熟、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更早？學術界對此有許多不同觀點，這顯然超出了我們基於統計數據研究的範疇。而我個人傾向於做如下解釋：一、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識形態上達成統一的國家，歷史上西漢時期就已達成這種統一。二、與此相適應，中國古代大一統的政治體制也相對成熟得非常早。三、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最東端，沒有受到太多外來者的侵佔和攻擊。因此，中國很早就出現了一個意識形態相對統一、政治經濟體制相對穩定的大格局。

這種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早熟使中國的經濟很快達到其增長的潛在水平，進入穩態之中。同時，由於處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醫又有較為發達和成熟的保健和保障生育技術，所以人口增長很快。這樣一來，中國很快形成一個大而不強、穩定但又相對脆弱的帝國形態。這並不是説中華文明落後於世界，而是説明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較早熟、比較獨特的一支。

據此，可以得出一個推論，那就是中國如果沒和外界發生直接的交流和衝突，就不可能發生英國式的工業革命。因為中國的人均GDP下降，導致勞動力持續過剩，對節約勞動力的技術創新需求不足。儘管在中國個別地區如江南地區人均GDP相對較高，但難以想象在大一統的體制下，局部地區出現資本主義體制，而整個國家仍然是封建體制的狀態。

目光轉向今天，中國為什麼能迅速發展？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堅持的傳統文化有着強大生命力，這種自洽、穩定的文明體系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迸發出自我革新和自我變更的強勁動力，發奮自強、以夷為師，不斷探索，最終帶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巨大成績。

研究歷史不僅是為了揭示我們的過去，更重要的是為了展望未來。研究過去讓我們懂得我們自身發展歷程，也讓我們倍加珍惜當今盛世，從而轉化為激勵我們不斷改革、開放、創新的動力。(作者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