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貝淡寧：你可以通過學習成為“中國人”

我們該從何處找尋生命的目的？對於這個問題，一個可能在西方社會較為典型的答案，就是審視自己內在的“靈魂”。通過內省，你將發現一個“真正的”自我，它將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答案。我得承認，這種方式對我絲毫不起作用。當我審視內心，只能看到無邊的空寂與虛無。我不是在説什麼生存的絕望，而是當我內省時，確實找不到任何意義上的目的或指導原則。

這讓我想起了在國外時問起如何給小費的事。那些詢問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或者你感覺合適就行。”問題是在那些情況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怎麼做或者怎麼才算合適，正因如此，我才會問那個問題。我想知道的是相關的羣體規範，而這根本無法僅憑審視自己內心就能獲得。

因此，我認為應訴諸外部世界而非通過審視內心來找尋生命的目的。當然，這並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宗教聖徒或許能從整日的冥想或祈禱中獲得滿足，但我們大多數人卻要通過參與羣體生活來感知意義所在，即通過羣體認同獲得歸屬感和意義。

現在中國正興起的國際化教育方式，就提供了這樣一種絕佳基礎。一方面，學生們要學習中國文化、歷史、哲學和語言。中國大概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持續性文明，通過挖掘它的文化寶庫，我們可以獲得無盡的滿足。另一方面，學生們也被鼓勵發展國際視野：培養一種全人類層面的認同，思考我們未來將要面對的共同挑戰，比如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

那些學生無須在認同中國文化與認同更廣闊的人類世界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培養更加國際化的視野與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同樣重要。偏廢其中任何一方面，都與當代世界格格不入。

20世紀以前，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文明世界的中心就是北京。我們不能就此責怪他們，因為他們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認知極為有限。今天，我們無疑更瞭解世界了。但這又導致另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有人覺得，他們可以發展出一種與中國文化和文明毫無干係的普世準則或全球視野。迄今，西方知識分子依然認為他們可以嚴格基於西方文化的規範和價值，構建一種普世規則。不過現在，我們已能識別甚至譴責這種更多基於軍事經濟強權而非有益論證的“狹隘普世主義”。

説到羣體認同的意義以及中華文明，可能也會有人提出質疑甚至反對。比如他們會説：中國漢族認同中國文化，這沒問題，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或許，我這樣一個生在加拿大、雙親與中國文化毫無關係的人卻在提倡認同中國文化，就有點奇怪了。

這種看法，是基於某種關於“誰才算中國人”的錯誤假設，即“中國人是一個種族範疇”的假設。事實上，以種族來劃分中國人的方式幾無歷史溯源。用以稱呼中國人的傳統詞語是“華”，其身份認同的基礎是文化而非種族。正因如此，你可以通過學習成為“中國人”。

當然，中國歷史上並非沒出現過行徑惡劣的種族區分。比如一些古代典籍中就有對非漢族中國人的輕蔑敍述，作為“夷族”的蒙古族和滿族統治者也曾像種姓等級那樣對中國的種族進行劃分。

但從傳統表述來看，更普遍的現象還是着眼於“華”的文化特性，即寫漢字、遵守儒家禮儀、以中式烹飪方法做飯、説一種華族説的語言(現在稱為“漢語方言”，就像歐洲語言一樣彼此不同)。縱觀整個中華帝國曆史，一些能夠達到相關文化標準的移民也常獲得“華族”待遇。比如唐代就曾僱傭大量“外國人”為官，其中包括韓國人、日本人以及阿拉伯族裔。

不再以文化而是以種族來界定中國人的身份，這種轉變在中國19世紀面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時最終成型。當時主要的政治改革者們遊歷世界，最終得出悲觀結論：世界已劃分為忙於生存競爭的不同種族。而“中國人”就是一個種族意義上的族羣，它構成了一個民族國家的合法基礎，並因此積聚了抵禦外敵侵略的力量。

上世紀20年代初，國父孫中山提出一種極具包容性和同化性的理念，即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中國人，只要他接受中國文化方式。直到1925年，中華民國的國旗一直都是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它們都被認為是“中國人”或“中華”的一部分。但這種對於身份認同的文化界定未能紮根和傳播開來，因為彼時的中國仍然認為自身羸弱，還在飽受外國列強欺凌。

今天，中國已經重新建立了強大國家，不再害怕外敵欺凌。無論過去以種族為基礎的動員對其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是否必要，現在這種做法都是有害無益。是時候迴歸對於身份認同的文化界定了。我們需要挑戰殖民統治那些糟糕透頂的殘渣，即傾向於以種族來劃分世界。只要達到“中國人”的文化標準，任何人都應被視為一個大眾意義上的中國人。

因此，無論你是什麼種族或背景，請與我一起，共同探尋這樣的意義：融入偉大的中國文化和文明，並引以為傲。以此為基礎，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將愛與責任延伸至全人類。這種意義探索需要窮盡一生，而既瞭解中國文化又具有世界視野的“中國世界主義者”們，將為使這個世界更加美好貢獻良多。(作者是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