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西方主流媒體為何不再主流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跟總統特朗普結怨頗深。在“通俄門”問題上，CNN抓着特朗普不放。但在內部視頻流出、它的一名製片人説炒作“通俄門”完全是為收視率後，CNN處境異常窘迫。事實上，CNN的遭遇，很大程度上也是當今西方傳統主流新聞媒體的一個縮影。

近些年來，社交媒體日益成為歐美國家選民主要的新聞來源，那些傳統主流媒體則被擠到幾無“立錐之地”，陷入“雙重困境”。首先是“生存困境”。過去15年間，報紙廣告收入從約600億美元跌至200億美元。更為嚴峻的是，傳統媒體還陷入“公信力困境”。據皮尤研究中心統計，在尼克松執政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達70%以上，但2016年已跌落到32%。

2016年以來西方政壇“黑天鵝”事件頻出，用事實印證了馬克思的名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這句話也適用於西方國家傳統主流媒體們。《紐約時報》總編輯迪恩·巴奎特就説，紐約、華盛頓、洛杉磯等大都市是全國性新聞媒體的聚集地，但他們沒能更深入地瞭解整個國家，並與來自不同背景的民眾——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草根基層——有效溝通。可以説，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信息鴻溝”，最終導致主流媒體對基層民意的嚴重誤判。

不僅如此，西方主流媒體一方面與基層民意“脱敏”，另一方面也與政治權力中樞脱節，導致它們陷入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描述的那種“脱域危機”當中。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與主流媒體頻頻上演“互懟”大戲充分説明，作為美國民主政治根基的政府與媒體之間的“競合”機制已經徹底瓦解。CNN爆出的醜聞則表明，“反特朗普”已成為傳統主流媒體用於獲取“吸睛效應”的不二法門，為此它們已經沒有精力和興趣去回應廣大民眾的普遍關切。

具體而言，西方主流媒體既缺乏與決策層進行有效溝通和對話的機制，也無法深入基層體察和反映社情民意與輿論動向，因而也就談不上發揮上下聯動、官民互通的功能，在實質上就把它從自己所屬的具體“場域”中抽離了出來，由代表主流民意的“公共領域”，蜕變為偏安一隅的“小眾精英朋友圈”。

無獨有偶，2016年5月英國“脱歐”公投也上演了與美國大選相似的一幕。在《泰晤士報》《金融時報》《衞報》等主流媒體一致呼籲留在歐盟的情況下，51.9%的民眾選擇退出歐盟。投票結果顯示，大倫敦地區支持留歐者佔據多數，但除此之外英格蘭的絕大多數地區都是脱歐派佔據多數。這就導致了身居倫敦的“艦隊街”成員們忽視了偏遠地區和底層民眾的呼聲。英國支持脱歐的民眾與美國“鐵鏽帶”的白人藍領一樣，都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掉隊者”，也就很容易對孤立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產生認同感。新聞工作者對草根基層暗流湧動的民意竟然“無感”，這充分説明“脱域危機”已經成為西方主流新聞媒體的集體性症候。

有關新聞業的調查數據也可證明這一點。當前的英國記者中，86%的人至少擁有學士學位，而在從業三年以下的青年記者羣體中，這個數字高達98%，還有36%的青年記者擁有碩士學位，美國的情況也與之類似。在種族多元化程度上，美國和英國的新聞從業者中，白人都超過了85%，遠遠超過這個羣體在人口統計學中的比重。

由此可見，英美新聞業都呈現出顯著的“白人精英主義”傾向，從業者大都受過良好教育、身居大都會中心區域、具有中產階級的觀點和視野等。他們很難對身處小城鎮和鄉村的基層民眾有切身的認知，更無從關注這些羣體的切身利益。

以西方傳統主流媒體的現實境遇為契機，重新思考“主流媒體”一詞的真正意涵，更多地是為重塑被全球化衝擊的本土價值觀，利用主流媒體實現精英階層與草根階層的連接，降低不同社羣之間的衝突與誤解，進而避免整個社會由於封閉和隔離而產生的分裂。如何避免主流媒體的“邊緣化”？這是所有人都需思考的問題，它並不僅僅關乎新聞業的存續，也是為了國家乃至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福祉。

範敬宜先生曾説：“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無論是我國新聞界推行多年的“走轉改”，還是西方學界對主流媒體“雙重困境”“脱域危機”的反思，不同語境下的殊途同歸，都在印證範老的洞見。只有把握住新聞報道的“人民性”和“公共性”，讓普通民眾成為新聞生產和傳播的主體，才能真正實現新聞業的價值。對於中國新聞界而言，警惕新聞媒體的“大都市化”“精英化”和“圈子化”，防止其與基層社會和底層民眾之間的脱節，也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