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金一南：以退讓維穩保和平的時代已過去
特別鳴謝：長江文藝出版社
採訪人：《心勝3》責任編輯 陳曦
受訪人：金一南，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全國模範教師，全軍優秀教師，連續三屆國防大學“傑出教授”。
問：您首創的“心勝”概念，在軍隊和各類機關團體中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詞彙，激勵了很多人。您還會繼續圍繞這個理念創作下去嗎？
答：我還會繼續創作下去，因為“心勝”還是一個很好的理念。今天，物質社會充分發達以後，大家的收入都提高了，生活條件都改善了，但是精神方面卻有所欠缺。怎樣完成物質與精神的匹配？我認為“心勝”是一個重要因素。物質的勝利是一方面，在心裏上你能否建立一個強大的內心是另一方面。強大的物質和強大的內心是相輔相成的。
問：您對“古田會議”的客觀解讀很有價值。今天的人們應該怎樣看待那段歷史？對當下有何借鑑意義？
答：因為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為什麼花費這麼大的力氣分析當年的“古田會議”？那支軍隊怎樣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失敗到勝利？“古田會議”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毛澤東對這支軍隊進行了改造，如果不經過改造，那麼它和農民起義的隊伍就是一樣的。而且那次改造，實際上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改造。
我們今天講歷史上的“古田會議”，實際上今天也是一場新的“古田會議”。無論是地方經濟體制改革、地方反腐，還是軍事體制變革、軍隊反腐，同樣也是一場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改造。
古田會議過去了，黨把一支軍隊打造成一支走向勝利的軍隊。我們今天也一樣，新的“古田會議”依然是要打造一支勝利的武裝力量，與民族復興的遠大目標相匹配的力量，而不是一個“分光吃淨”的力量。所有的農民起義都帶有“分光吃淨”的性質，但是怎樣具有遠大目標？“古田會議”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這就是2014年10月底至11月初，習主席召開的“新古田會議”的重大意義。
問：您對“危機處理”這個主題頗有深度研究，您的觀點是“常懷危機，方可避免危機”。隨着時代改變，危機的形式和應對方式也在改變。您認為當下，我們面臨的主要危機體現在哪幾個方面？為了應對這些危機，需要做好哪些準備？我們與國際上高水平危機處理模式的差距在哪裏？
答：當前我們面臨的危機，從大的方向可以分為內、外兩方面。
外部危機：包括安全環境：朝鮮半島問題、中日東海爭端問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中印邊境問題、印方駐軍問題。
內部危機：我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我們開展前所未有的軍事變革;我們進行前所未有的力度的反腐。
危機從內部、外部呈現出兩方面，既有內因又有外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樣變危機為轉機，完成這種轉換，我認為這是每應該考慮的問題。
我們以前講，如何建設和諧社會？如何維持穩定？實際上，這些理論都是應用理論，而危機處理理論是操作理論。
我們怎樣達成和諧，怎樣完成科學發展，怎樣完成民族復興？幾乎都要通過不和諧到和諧，通過不穩定到穩定，通過處理危機才能達成真正的和諧和穩定。而不是像我們有了一個傷口，塗一點兒碘酒，讓它不要發炎。當然要防止它發炎，但危機處理更主要解決的問題，其實是應該把“濃”擠出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所以這裏就會經常涉及危機處理的一個治標和治本的問題。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危機處理理論，主要是給當今的幹部們看一看，他們比較熟悉的怎麼維穩的問題。做一百個決策，別人記住的就一兩個在危機時刻的決策。你平常講多少話，別人都記不住，但危機時刻的一句話別人就記住了，那個時刻是非常關鍵的時刻。平常可以偷會兒懶，可以打個盹兒，但危機時刻要全神貫注。危急時刻把握不好就滿盤皆輸。這就涉及到一個人精力分配的問題。
我們今天不缺理論，危機處理理論機制強調，當危機發生時，你要站出來，讓別人看見你。我們要講危機處理理論，因為國外經常學習這種理論，而我們比較欠缺。我們現在跟國際上高水平的危機處理還是有差距的，所以我們就需要完成一種補充。
問：“國家安全”是您高度關注的領域，您的觀點是“只會微笑、不會瞪眼的國家，無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您如何看待我們在國家安全籌劃方面的現狀？未來如何營造更安全的範圍？
答：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很大的改進。從“十八大”以後，我們在東海的維權;我們進入釣魚島十二海里宣誓中國的主權;我們在南海的維權;我們在南海的“陸域吹填”，極大地保護了我們南海的航運安全;我們在台海，台獨這段時間勢力囂張，我認為有一句話講的非常好：台獨的盡頭就是統一。這些這都是“十八大”以後的重大調整。
跟過去那種以不惹事、維護穩定，以退縮、讓步維護穩定、和平完全不一樣了。我們現在一定要彰顯中華民族的基本權益，維護這個基本權益。就像總書記講的那樣：“任何國家不要期望中國能吞下損害我國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我們絕不吞下這個苦果。”這是對今天的我們來説是一個很大的進展。我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我們過去講穩定，以“不出事高於一切”;今天以“維護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這是一個很大的調整。
問：您在書中提出一個觀點，“大國關係就是做交易”，並且您認為，“小人喻於利”這個思想過去影響我們太深，以至於影響到國家安全籌劃。那麼，您認為今天的中國在面對世界時，應該做出怎樣的姿態？
答：我認為“大國關係就是做交易”是中國應該有的一個正常心態。我們與國際接軌，我們希望全世界都以“道義至上”，但是西方有自己的價值觀。
西方人的價值觀裏藏了很多東西，包括它在中東樹立民主的樣板，伊拉克戰爭因此發生。它為什麼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樹立？為什麼不在烏干達、索馬里樹立呢？因為這些地方是雞肋，它沒有任何利益。所以，中東的民主樣板是地下有石油，或者交通要道，我要把這兒控制好，它的核心就是國家利益。
對於今天的中國也是一樣。我們今天應該如何彰顯自己的價值觀？我們要清醒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但也絕不單單是經濟，還包括價值觀問題，比如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維護這個價值觀裏，我們有完全獨立的兩套體系。我們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有些人曾講過：“你們發達我們不發達;你們民主我們現在還有不太民主;我們現在慢慢發展，將來跟你們一樣。”
其實，東方、西方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明體態。全世界不可能只有一個標準的模式。當然，就像91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哲學家福山所説的：“歷史的終結”。他認為全世界歷史終結在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福山也改口了。他説，看來當時的判斷是有問題的，歷史沒有終結，還在多變化地發展。多樣化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異軍突起，一種全世界的全新模式出現。
那麼我們要怎樣發展我們的模式，維護我們的模式，這就需要“博弈”。什麼叫博弈？就是下棋，你出一招我出一招。在平等的情況下，我們要“博弈”。但是哪怕在不平等的情況下，我們也要進行“博弈。要博弈，手中必須要有棋子，沒有棋子是不行的。
比如，美國在跟我們“博弈”的時候，會用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印度來圍堵中國，這些就是它的棋子。我們也要下棋，也要着子。我們絕對不能像有的專家講的：開放瓦罕走廊，幫助美國解決阿富汗問題;我們與美國好好合作，共同解決朝核問題;我們再跟美國合作，共同解決伊朗問題。
我們的心地太好了，沒有“博弈”的概念，我們光想着怎樣跟美國人合作，合作到最後，我們怎麼解決台灣問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美國還在不斷地對台售武。我們經常講西方都是契約社會，但是他們哪裏有契約？
所以，在“博弈”過程中，我們也要學會怎樣擁有棋子，怎樣下棋。通過這些方法有效地維護我們的利益。而不能一廂情願地，期望通過搞好關係，讓對方放我一馬，從而獲得自己的生存發展空間，那樣的空間是很有限的。
以印度為例。印度早已承諾，決不允許西藏人利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任何活動。但他們的話等於白説，達蘭薩拉一直是達賴的老窩，一直在跟我們搞(不必要的動作)，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支持過印度的分離勢力。
我們為什麼不支持？印度可以支持藏獨，我們為什麼不能支持它的東部各邦要求獨立？一報還一報。我認為絕對不能用我們的好心換對方的惡意,這樣就能消解嗎？我們也應該想想辦法，這裏面單純的一廂情願是不夠的。
美國對我們也是一樣的。包括經濟制裁、對台售武。我們抗議，光抗議不行，還要有別的辦法。比如説，當它對台制裁步步升高的時候。我們在世界的安全合作要給你降級，這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一部分。你反覆對台售武，我們簡單的抗議是不行的,一定要實際的行動。
比如説，包括在朝核問題上，在伊核問題上，在各種各樣的中美合作問題上，我要降級。我不一定要跟你那麼配合，因為你這麼跟我搗亂，我必須有我的反制措施。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他在不斷地給我們穿小鞋，我們跟着送雙很合適的鞋，還要説：“你看這個鞋多好，穿上吧”那是不行的。
中國人就需要這樣的觀念，鬥爭的方法和手段。只有這種方法和手段才能保證我們再也不重蹈過去的覆轍。像“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都是這樣。中國人就一直後退，退到了退無可退，忍無可忍，最後只好跟鬼子拼了，何必到最後這一步呢？
就像“七七事變”，都已經到了在北京南面駐軍幾十年了，在那兒搞演習我們才跟鬼子拼了。無論哪個國家爆發這樣的戰爭不都是個笑話嗎？中日爆發戰爭，竟然沒在邊境爆發，竟在盧溝橋爆發戰爭，中國當時就弱到了這種地步。所以，如果將來有一天，日本在名古屋而不是在邊境爆發戰爭，那才彰顯了中國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學會“博弈”;一定要學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定要學“報復”的觀念。我們缺乏這種觀念，我們講既往不咎，不計小人之過，我們有多麼寬大的胸懷，這個在國際上是沒有用的。一定要一報還一報，一定要有“報復”觀念，你才能有效捍衞自己的利益，讓別人不敢侵犯你。報復就是一種威懾，你沒有報復，寬恕不是威懾。
問：您始終強調“無威懾無戰略”。今天我們在“威懾”方面是否比過去有所進步？國家安全戰略需要在哪幾方面加強？
答：威懾，實際上我們現在做的不太夠。按照基辛格講，威懾的三要素包括：第一，你的實力。第二，你的決心(使用實力的決心)。第三，讓對手知道。
東方的文化，是我們不太喜歡讓對手知道，往往使用實力的決心也不是很大，實力藏起來不讓對手知道。當然藏可能也是一種威懾，別人摸不清你底數。但是，更好的威懾還是讓別人知道。
比如説，剛進行的閲兵。為什麼閲兵？讓對手知道，這就是威懾。而且這個閲兵再不是在天安門閲兵，是在朱日和，那個亞洲最大的訓練場閲兵。包括主席在內，全部穿着迷彩服。那就是一種威懾，展示實力的決心和讓對方知道，我們東方需要這一套。
美國人很會使用這一套，美國人從來不隱瞞，它把它的11支航母編隊，多少個飛行聯隊，多少個陸軍師，多少個陸戰隊師，全部向世界公佈。美國説要透明，什麼是透明？它就是要通過透明，展示威懾。告訴你“我有這麼多力量，你不要動。”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學會它的這些方法。我們有東方自己的方法，但我們要學會西方通行的方法。及早地告訴對方後果就是一種威懾。
最近，我們外長講得非常好。今年4月份，王毅外長在德國講：“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這話講得斬釘截鐵，我們外交系統很少像這樣講話，很少用這樣清晰的數字---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
這就是回聲，這就是威懾。你的決心，我絕對不允許任何方面，連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既是對朝鮮方面説的，也是對韓國方面説的，同時也是對美國、對日本説的，各方面都講了。
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這句話説明什麼？第一，不允許。第二，如果爆發我必須得介入。我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讓一個地方大局糜爛，會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影響。
所以，當你的決心一表達之後，美國國務卿蒂勒森馬上表達了美方四點意見：第一，不推翻金正恩政權;第二，不改變北方體制;第三，美軍不過三八線;第四：不急於南北統一。
中國決心很堅定，我的決心實力，我讓你知道，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美方也做出相應調整。我不準備冒險，咱們還是協商解決問題。大國之間，如果是一味的退縮，給你帶來的絕不是和平，而是災難。他不知道你要最後跟他拼了，他覺得你的忍讓是無限的，他一步一步往上壓，你最後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像國歌唱得那樣了，我們中華民族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我們一定要提前發出吼聲，我們不要到最後時刻發出吼聲，最後就晚了，我們抗戰就是這個結局。
南海的問題是我們積極主動的行動。他們強烈的抗議，我們現在形成了威懾。
問：台灣問題至今懸而未決，您在書中也提到了“台灣的根本價值，涉及國家安全戰略”，並引用尼克松的話“戰場上得不到的，也無法在談判桌上得到”。在統一問題上，我們需要修正哪些觀點？還需樹立怎樣的行動準則？
答：前不久，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作者是我的好朋友，清華大學的閻學通，他是一個法理派，觀點很犀利。從法理方面，他這樣看待“台灣獨立”：我國的反分裂法講得非常明確，台灣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講的是中國領土的問題。
你的人可以要求獨立，因為那是人的意願，我無法制止你不獨立，人的思想是管不住的，你想統一也統一不了。閻學通講：沒關係，你想獨立就獨立，但我告訴你，《反分裂法》上講：“這塊兒土地是中國的，你們愛獨立，可以，你到哪兒去獨立都可以，但在這塊土地上，不可以。這塊土地得回來。他説的是，我講的《反分裂法》，不包括你們這些人。這些土地是中國的，你們愛留下來，可以，我也承認你。你不愛留下來，你想獨立，也可以，我也承認你。你有權利獨立，但你沒有權利擁有這塊土地。
我是地“主”，“地”主是我，《反分裂法》講的是這個問題。你住在這塊土地上，你不擁有永久居住權，我可以收回我的地產。你不擁有所有權，不能因為你們這夥人想獨立，我就把我的領土割讓給你，那是不可能的。這是國家資產，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收回。收回你也可以在這片土地上經營。如果你們不願意，你可以獨立，但在這塊土地上獨立不行，因為土地是我的。你到哪裏獨立都行，組織留洋政府完全都可以，但土地是我們的。
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現在跟台灣方面，包括跟台獨分子鬥爭，越來越清晰的問題。一方面力量的增強，一方面法理的增強，我們從法理上講通，不要被那些統計數據所鎮住。
陳水扁上台之前，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擁護統一，到現在連百分之三都沒有了，我説百分之零都沒有用。因為這土地是中國的。你們想獨立你們走吧，我也不攔着你，我也不要你，愛到哪兒去到哪兒去，但土地得回來。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要彰顯的非常堅定的決心。
有一段時間，我們大陸一些涉台部門反覆看民調，看得自己憂心忡忡。我説你怕什麼呢？國民黨全部台灣化，沒關係。國民黨今天一點兒希望沒有，不要寄希望於國民黨。要寄希望於14億中國人民和中國國家的實力。當然，我們以前也對台灣人民講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我們希望台灣人民能夠認識到，與大陸統一的好處。當然這是我們的希望，但是我們不強迫。你不願意統一就不願意，你有你的自由，我們承認，我們也不會擰着你的腦袋跟我們一起過。你不願意你走吧，但土地得回來。我覺得這點還是值得普及的。
問：在“國際生活武力化”的今天，中國應該採取怎樣的生存發展策略？軍官及軍隊，又承擔着怎樣的任務呢？
答：“國際生活的武力化”，主要是“冷戰”結束以來，一段時期和平發展甚囂塵上，一看沒什麼事兒了，大家主要在科技領域、經濟領域內競爭。就沒想到會有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一片混亂。而且每一次都是美國人率先出手。美蘇兩霸和平對峙的時期，反而比較平安。除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世界比較平安，沒有什麼大的戰爭。
結果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一超獨霸，反而生出了很多事情，“國際生活武力化”。因為美蘇兩霸期間，雙方都節制。對方強大，對方就要報復，都不太好動手。結果蘇聯沒有了，美國一超獨大了，開始放心地使用武力，沒有任何阻擋，當然現在美國也深陷泥潭。它給全世界帶來問題，但是對中國最大的提醒是：我們要增強自己的力量，否則無法有效捍衞自己的利益。最大的轉折點是1999年炸館。
從蘇聯1991年解體之後，美國開始單方面使用武力，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1999年中國大使館被炸。大使館被炸以前，還有1993年“銀河號”事件。我們的“銀河號”在公海被美國海軍攔船檢查，説我們有運往伊朗的化學戰製劑。後來檢查後，根本就沒有，但在公海上把我們的貨輪攔截，扣在沙特，強行檢查，這是前所未有的，給我們帶來了非常大的問題。中國的輿論導向， 1994 -1995年前後，以宋強為代表的一批中國人，發出了 “中國可以説不嗎？”的聲音。“銀河號”事件給國內帶來了很大的刺激。後來1999年的炸館事件對中國也帶來了很大的刺激。幾個事件都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武力是不行的。
而在1999年美國炸中國大使館的時候，我們長期疏於軍備建設。在1999年炸館之後，中國領導人率先提出：發展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經濟力、國防力、民族凝聚力，三“力”並進。過去講求經濟力，現在加上國防力和民族凝聚力。1999年炸館之後,我們的高精武器裝備工程啓動，一直髮展到今天。
1999年炸館對我們來説是非常大的轉折，我們真正認識到了，一個國家，光有經濟不行，還得有軍事。就像一個人光胖不行，還得壯。胖是脂肪，壯是骨骼和肌肉。我們過去講落後要捱打，體現在哪裏？我們以為落後就是沒錢，就是窮得被人欺負。後來才發現，富而不強最容易被人打，你又富，又沒有能力保衞自己的財富，不打你打誰，肯定打你。
英國人在甲午戰爭失敗之後，英國記者李奧爾•卡克説：“這裏有一個富裕的，願意賠款但不願意作戰的帝國。”願意賠款而不願意打仗，這是多肥的一塊肉啊。“錢多，人傻，速來。”最後結果就是災難性的。
所以，近代以來我們最慘痛的教訓就是：必須發展強大的武力，否則無法在這樣一個“國際生活武力化”的國際社會立足。
問：《心勝3》中有一個重要的章節，是您對西路軍這段歷史的獨家解讀，其主要線索是當時中央領導與作戰部隊領導的電報往來。您對這段歷史做出深入研究的初衷是什麼？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重大的發現？
答：這個問題是軍史上長期糾纏不休的問題，長期以來非常敏感，原來不容討論，現在討論起來大家都很激動，情緒化都很強。
有兩個極端。過去我們過多地説是“張國燾的錯誤”導致西路軍的覆亡。這一點在過去有些不夠實事求是。因為西路軍組建也好，都是中央有電報。包括髮動“寧夏戰役”，然後到西部接收武器，都是有中央的指令的。所以單獨推到是“國燾路線的錯誤”是不對的。
改革開放以後，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毛澤東的陰謀”。毛澤東置西路軍於絕境，將部隊打光，然後將張國燾弄下去，好獲得紅軍的獨立指揮權。對這一點，海外輿論炒得很多。我們國內有些人也接受過了這一點，包括一些來自西路軍的四方面的同志，他們有一些人也覺得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説真正的歷史要隔代寫？當代人寫不清楚，當代人的感情因素糾結在裏邊，跳不出來。包括西路軍很多負責人最後都沒有把問題講清楚，都有這個問題。
當時的密電直接牽連到葉帥，牽扯到徐帥，牽扯到好幾個帥，眾多的領導者都牽扯在裏面，這個問題就非常敏感，我們怎麼還原這段真實的歷史？所以必須講清楚，不講清楚怎麼能讓人信服？
但我認為，今天我們的材料已經足夠了，我們不要期待以後能講清楚，今天的材料我們完全可以講清楚，我們只是需要一個公平、公正的心理。
所以，我覺得你要公平公正的在心裏看，整個西路軍的過程，既不是單獨的“國燾路線的錯誤”導致西路軍覆亡，也不是“毛澤東的陰謀”。當時那種特定的歷史環境，大量引用當時的電報，你看當時的那個情況，紅軍本來就是各個山頭，四方面軍本來毛主席就指揮不動，然後形成了過河。過河就沒想到會提前過河，過河了那麼多的部隊，而且過河之後，它還有很大的自主權。
當時，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共同 發動“寧夏戰役”，到寧夏去接收武器，四方面軍單獨過去以後，當時不僅張國燾個人，四方面軍當時的領導層，也是想要在西部搞根據地，説是我們完全是中央意志，我們沒有自己意志，這也不對。陝北明顯不能養活那麼多軍隊，一二方面軍，四方面軍也在那，它的承載力是有限的。
在這種情況下，四方面軍部分同志想到西部發展，這是有情可原。但你要想往西部發展，在西部建根據地，完全推到中央的身上也是不對的。所以這裏邊也有問題。
而且最後我們過河的部隊，我們講了“馬匪”的殘暴，我們一定要注意一點，我們過河的部隊比馬匪的人數多，馬匪裝備很差，但他們是騎兵，他們機動性很強，但其裝備並不比紅軍強。我們在過多強調馬匪的戰鬥力的時候，秦基偉都曾講過：西路軍本身指揮是有問題的。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央要全力以赴救西路軍，當時甘肅省的國民黨省長於學忠，東北軍的軍長，就讓在甘肅河西走廊，讓于學忠與馬匪協調，然後讓西路軍回來。中央在解救西路軍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力量，絕對不是我們現在想的就是把西路軍置於絕境。
我們可以説，最後西路軍的慘重損失，毛澤東作為領導者，對張國燾做了明確的批判，可以説他利用了這個形勢，但不是他造成了這個形勢，這一點一定要清楚。
我們今天還原這個歷史的時候，我要秉持歷史的公正性。兩種陰謀論，第一：張國燾的陰謀。第二：毛澤東的陰謀。我説這都不對。我們應該力圖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不要那麼多情緒化的，不要讓情緒化淹沒理智。
今天站在理智的層面上，我們來分析西路軍怎麼導致失敗的？在指揮過程中，中央有責任，四方面軍也有責任，毛澤東也有責任，張國燾也有責任。而在這個責任中，有多大程度是置紅軍將士於不顧？沒有這樣的責任，包括毛澤東也沒有這樣的責任。最後那幾個電報，毛澤東周恩來強烈要求，能救出來多少救出多少，一定要盡力去救出來，根本不像我們今天有些人所想的。
我今天花了很大力氣寫的這一篇，這是軍史上一個很敏感的問題，而且談起來，很多人都會感情很激動。因為很多人的父輩都陷在裏邊了，我的父輩沒有陷在裏面，我可以站在一個比較超脱的位置來研究這個問題，我也能從一個比較公正的位置看這段歷史。共產黨歷史是一個勝利史，這個勝利史不是通過陰謀勝利的，而是通過政策，如果説搞陰謀，老蔣的手段才厲害，又是用金錢又是用武力的。
我們為什麼能獲得勝利？西路軍那麼慘重的失敗，共產黨最後還是獲得勝利，西路軍留下的人最後還跑到延安去。這是一個共產黨的感召力的問題。從這點我們來看，西路軍的失敗，其實是工農紅軍的一次最為重大的損失，而這損失中有很多的教訓。這些教訓，我們今天都沒有很好地總結，我力圖把它很好地總結出來，對我們今後也是有利的。怎麼完成各山頭的平衡，對於我們今天，一個大國怎麼完成各方面力量的平衡，也是很有借鑑意義的。
這是一個西北舞台上，多方力量的博弈。共產黨、國民黨、蘇聯、日本，都夾在裏面，夾入了重大的“西安事變”，來回縱橫捭闔，各方力量都在調整。西路軍有段時間來回拉鋸，經歷了三次拉鋸，就因為西安事變的影響。最後我們把它拉回來了，東北軍要求西路軍趕緊過來，這些都是因為當時形勢的問題，而不是説，而不是説我們故意陷西路軍於絕境。
問：您對“創新”有着與眾不同的解讀，將其從“個人創造”的層面上升到了“理論創造”“制度創造”的層面。我們當前哪些方面的創新值得肯定？哪些方面需要加強創新？
答：我們現在很多的創新是“偽創新”，概念創新，那是創新嗎？那不是。
創新一定離不開技術，是技術層面的變革。
就軍事領域來説，《孫子兵法》，克勞賽維茨《戰爭論》千年不移。世界軍事日新月異，推動軍事理論發生變化的，不是思想，而是技術。技術在推動創新，航空技術、航海技術、計算機技術、精確打擊包括衞星技術，一系列戰場帶來的變化，不是軍事思想推動變化，是技術推動變化。
在今天，我們講的創新很多都是概念創新。我們沒有技術基礎，那你怎麼創新？你創新是空的。今天我們不可能理解所有技術，化學、物理、計算機。你雖然不可能都懂，但是你必須具有技術理解力。你一定要理解這個技術所帶來的天翻地覆的變化。
包括手機的通信，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和戰爭方式。當你的生活方便了，在家裏全部都控制了開門、開鎖、開空調、微波爐加熱、回家飯都是熱的，生活很方便了，你要留神戰爭，它應用到工作領域和戰爭領域都是一樣的。
創新不是想不想創新的問題，你不創新必然落後。馬雲的創新顛覆了多少實體店。英國一位爵士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強烈反對馬雲的創新，他説：“你知道嗎？一個實體店背後就是一箇中產家庭。馬雲你這樣做，使多少箇中產家庭破產？”但是現在人們不上街了。人們上街能帶來意外的消費，吃飯、買東西。但是網購算什麼呢？這個英國爵士提出的很多問題很有道理，反對馬雲創新，但這個創新你能阻擋嗎？無法阻擋，網購太方便了。
創新顛覆了多少人，但創新又帶來了多大的好處，比如説德國，德國前段時間為什麼移民很多？因為勞動力不夠，挖水溝的、修電纜的、打掃街道的都是阿拉伯人。結果現在默克爾吸收難民帶來那麼多的安全問題。全世界人都在指責她。德國、日本下一步要大力發展機器人，人工智能。人越來越沒有用了，一個車間沒有人，都是機械手。
創新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我們不能完全理解這些概念，但一定要知道技術帶來的變化，我們創新不止是概念。我們在創新的過程中，一定要特別的鼓勵能在技術上做出重大突破的人。而不是説是“萬民去當官”。要形成有技術專利的人可以獲得大量的財富。就像當年日本一個家庭婦女發明洗衣機裏面撈髒東西的兜子，申請了專利，那個家庭婦女就變成了鉅富，我們應該鼓勵這樣的人。大家都去琢磨怎樣用技術條件去改善生活。這就好了，大家都在琢磨怎麼請客、送禮，那就壞了。那就不是創新，創新是要激勵的，因為是它需要主導未來。
一到深圳，我感覺空氣都特別好，深圳真是一個充滿了活力的、創新的城市。所以美國人評價：深圳20-30年後會超過加州的硅谷(全世界創新中心)。深圳研究了一批，如華為、中興、華大基因、大疆無人機，“大疆無人機”就是從美國回來的幾個學生研究的，現在做到了全世界第一。他們最近又再搞監控，它的監控現在世界第一，就是探頭，各種各樣的監控設備。而且它的歷史才7到8年，就已經世界第一了。現在英國人要引進這套設備，但是被美國人警告，英國人現在猶豫了。我們現在的深圳全是一夥年輕人。
只有創新才能帶來活力，你不創新死氣沉沉。創新，你也可以理解也可以不理解，但社會就這麼前進。
《心勝3》是著名軍事專家金一南“心勝”系列第三部。書中收入九篇深度長文，充分呈現作者近年來對國家命運、軍隊建設、安全籌劃等重大問題的戰略性思考。對西路軍征戰的多維解讀;對古田會議的重新認識;對大國關係的冷峻詮釋;對統一大業的憂心諫言……橫跨中西，縱論古今，解構歷史事件，剖析未來趨勢。
“戰場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談判桌上得到”“大國關係就是做交易”“無威懾無戰略”“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敵人”“常懷危機，方可避免危機”“只會微笑、不會瞪眼的國家，無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等觀點，高屋建瓴，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