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仁平：從李文星案看中國社會治理的糾結

找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李文星被誘騙進傳銷組織並被發現死亡一案牽動了輿論。天津警方迅速破案，抓獲多名涉案人員，天津靜海區還表示要在20天之內徹底根除傳銷頑疾，這一切引來互聯網上覆雜的情緒。

傳銷早就在中國被列為非法活動，但變相、隱蔽的傳銷活動仍在不少地方存在。聯想到魏則西案、徐玉玉案，天底下一些明顯的坑蒙拐騙之事總是到出了人命，被輿論嚴厲聲討時，治理才得以跟上。這樣的代價不能不讓人唏噓、長嘆。

中國基層社會的治理還存在大量問題，政府監管顯然沒有到位，我們自己也可能是問題的一部分，這應是中國輿論的一份清醒認識。比如傳銷，它在很多國家都存在，甚至是合法存在的，但為何一來到中國，就變異得如此嚴重，有時還帶上點邪教色彩，這一現象蠻讓人尷尬的。

傳銷既然已被法律禁止，基層政府就應堅決制止它在轄區內“做窩”。現實情況是，有些傳銷組織做了精心偽裝，開展犯罪活動更講究策略。另外它們帶來了所謂“人氣”，如租房屋，在當地消費等，表面上“能活躍經濟”，一些基層羣眾短時間內“沒有吃虧”，基層公安可能就沒把它們作為加強治安的重點工作。這樣的疏忽當然可以被理解為失職。

事實上，先打擊導致出人命的犯罪活動，其他的事情往後放，這就是中國執法力量通常情況下的真實工作順序。

這樣的工作順序是拿不到輿論枱面上的，公眾的要求必然會更高。人們質問執法力量“早幹什麼去了”並沒有錯，希望政府能在源頭上保障秩序和大家的安全，這是人們本能的、也是神聖的要求。

通常來説，發達社會向公共安全注入了更高的成本，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發達社會警察在人口中的佔比比發展中社會要高得多，公眾也心甘情願承擔了精密執法所帶來的巨量成本。與此同時，發達社會基層民眾的守法意識也更強，這會有助於執法成本朝着社會的突出問題集中，而不是撒胡椒麪。比如在法治嚴明的社會里，一個有劣跡的人可能不大敢向親朋們吹牛自己收了什麼禮，騙了什麼人等等，他會遭到蔑視並有可能惹來官司。

中國社會的問題是，公眾對法治嚴明條件下的治理成果已經普遍認同，但整個社會的基礎盤，從基層政府的治理水平到基層羣眾的守法意願，都還沒有跟上。中國社會面臨手腳跟上腦子、行動跟上願望的一場大洗禮。

當社會有些一籌莫展的時候，政府既承載壓力，也託舉着公眾的希望。在互聯網時代，對政府工作真實缺陷的批評和對政府工作超越現實條件的要求都陳列到輿論場上，而且彼此交織，成為社會面貌的突出一瞥。中國各級政府面對輿論的不滿往往很重視，有時還顯得些許緊張，這也是中國治理中頗具代表性的現象。

或許中國註定就要這樣糾結着前進，政府理應承受來自輿論的各種壓力和鞭策，做社會種種苦惱的託底者。輿論提供了公眾的基本意願，它也應是政府加強努力的大致方向。中國這些年隔段時間就會有一個案子觸發激烈輿情，但是回頭看，那些公共輿論事件總體上促進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改善，在一輪又一輪的抱怨聲中，公眾對政府的理解和信任實際上在一點點回升。(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