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傳銷必須痛下決心

（記者在地溝附近撿到了傳銷人員的學習筆記、學習心得、日記、畢業證書和一份2017年2月1日的《人民日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宋繼祥攝）

這幾日的天津頗不平靜：李文星死了，張超死了，死在天津靜海，死在傳銷魅影之間。

都説傳銷猛如虎，而徒留虎患的，未必是一城一地的煩惱。也許正如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趙飛所言，靜海是天津非法傳銷的高發地，但李文星事件的發生，説明打得遠遠不夠，傳銷問題還很嚴重，“必須從社會穩定的政治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有了“天津誓言”：決戰20天，徹底清除非法傳銷活動。

回頭來看，1989年，傳銷從日本、台灣等地流入廣東，此後，便如星火燎原般成為打不死、錘不爛的流毒。28年過去，傳銷在中國的“發家史”，便是弱勢民眾的“血淚史”——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加之家破人亡、人生幻滅的故事，與“傳銷”二字一起，成為跨越千年的經濟毒瘤，寫在知音故事會的背景板上，寫在國人囑咐孩子出門的常識裏。

説得不客氣一點，如今傳銷在少數地方之根深蒂固，無非兩個令人齒寒而心冷的理由：一是打擊不力，執法不夠硬氣。用天津的話説，“打得遠遠還不夠”。比如檢索資料可知，其實早在10年前的2007年9月，天津就曾建立打擊傳銷工作聯席會議制度，並展開多次專項行動。只是，時過境遷，當年聯席會議首任召集人武長順早已東窗事發、被判死緩。很難説，這兩者之間有無千絲萬縷的關聯。

二是壓根兒就懶得打擊，甚至將之視為“振興本地經濟”的鴉片。還是舉個路人皆知的例子吧：2008年前後，國家工商總局調研，“據廣西來賓市反映，傳銷猖獗時，傳銷人員達上萬人，大街上像趕集一樣。”根據公開説法，當時，廣西來賓市是一個常住人口僅15萬人的新興城市，但據估算約有5萬人在該市進行傳銷活動。根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和中國反傳銷協會等聯合編撰的《2010中國網絡傳銷調查報告》，2010年參與網絡傳銷的人員超過4000萬。傳銷在少數地方如此招搖囂張，與地方執法部門寬縱放任有着無可辯駁的關係。這背後的短視邏輯，躍然其間，心照不宣。

傳銷與反傳銷，如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而今，傳銷陷入“越治理越猖獗”的詭譎境地，顯然不能怪中國“人傻錢多”，而應該把問責與反思的板子打在監管不作為的屁股之上。等到傳銷如星火燎原，更是難以掌控。一方面，傳銷確實兇猛如虎、狡黠如兔。另一方面，這種聚眾的經濟邪教，又不可能隱身或消匿，真要發動羣眾鬥爭，治理起來並不算沒有頭緒。再説，無論傳統的南派北派，還是依託互聯網的傳銷“資本盤”，其“拉人頭”的層級利益鏈可謂萬變不離其宗。早在2005，《禁止傳銷條例》便明確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與公安機關是治理傳銷的主要機構；2007年，國家工商總局與公安部還聯合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公安機關打擊傳銷執法協作規定》……有了警醒意識、有了制度設計，“五行”裏缺的，怕只是“起而行之”的職能自覺。

問題只有一個：媒體輕易能起底的傳銷故事，為何專業的職能部門總是後知後覺？

贅言以上，無非是要明確一個老理：傳銷猛如虎，打虎不能一陣風。公眾相信天津有這個能力，“決戰20天，徹底清除非法傳銷活動”。不過，無論對於哪個城市、哪個省份，打擊傳銷恐怕真的是個久久為功的持久戰。別説20天，就是200天、2000天，亦是“永遠在路上”。2016年12月，公安部發布消息，當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案偵辦傳銷犯罪案件2826起，同比上升19.1％。面對這樣的兇猛態勢，打擊傳銷不是一地之責、而應該成為全國共識，不是一個職能部門的事、而應該成為聯動之策，不是一個運動的功夫、而應該成為執法常態。

猛打久治、恪盡職守，傳銷這隻紙老虎，才不至於吞噬了年輕人的青春，才不至於啃噬着大社會的骨血。（中青網特約評論員 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