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印度的邏輯和悖論

延續已近2個月的洞朗對峙，挑動了中印雙方民眾和智庫的神經。很多分析人士對印度的對外行為邏輯都不太理解，因為無論是從國際法還是從國際格局的角度來看，印度都不應該挑起這起事端。從洞朗的重要性、印度的發展階段以及可能遭受的風險綜合來看，印度這次做出了非常不明智、不理智的選擇。但這恰好也是印度外交的獨特性之一。

印度對中國和國際社會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不被視為一個世界大國。與中國人經常抱怨被國際社會過度關注相比，印度人經常報怨沒有被給予足夠的關注。1998年印度進行核試驗，表面理由是“面臨來自北方某國家日益增長的威脅”，真實原因是在與中國的和平競賽中勝出無望，想通過核爆炸來搬回一局，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印度戰略重要性的關注。這一邏輯，與朝鮮通過發展核武器項目來彌補常規力量不足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從1998年開始，印度與中國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拉大。通過核爆炸而獲得的大國感覺，又快要消耗掉了。這使印度面臨一個戰略困局：單獨面對中國，就難以再以大國自居;如果拉攏美國來平衡中國，又會受到美國的制約，與印度自己的大國定位也不相符合。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日益依賴一些非常規動作，來彌補力量的不足。

這就給中國乃至國際社會留下一個印象：印度既自認為是大國，希望能得到相應的國際尊重;但又不願意用大國標準規範自己，老搞些小動作。這種力量與意願、目標與手段間的不對稱，長期困擾着印度對華政策和對外戰略設計。

印度的這一外交特徵，主要源於以下原因：

*一是印度的文化傳統。*印度教思想對印度內政外交的影響很大。從獨立運動時期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到獨立後的大國定位，都與印度教文化相關聯。印度教文化使印度人具有很多優點，如熱情好客和善於自我表達等。這些都讓印度精英在西方國家非常成功。

但印度教文化也存在一些短板，如沒有關於是非、對錯的明確定義，只有對友敵的區分。這使得印度人經常很頑固，無論是非，都幾乎毫不妥協。當年，周恩來總理就因為尼赫魯總理在邊境爭端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傷透腦筋。近幾年，印度與意大利關於兩名意水兵襲擊印漁民(意稱海盜)問題的爭端，以及與美國關於印駐紐約副總領事被拘留、搜身問題的爭端中，都以印度特色的“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姿態”，讓對手頭疼不已。

*二是英國殖民主義遺產。*印度傳統上注重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昌盛、多元的地方。世俗的國家觀念，本來對印度人是不重要的。印度本是個地名，其大國夢是英國殖民者留下來的。從印度這個國名，到自然邊界理論，再到印度在南亞地區的特殊權利論，基本都是英國殖民主義時代的遺蹟。這對印度既是外交財富，也是一個沉重的戰略包袱。這使得印度難以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發展與鄰國之間的關係。要麼是敵對關係，要麼是控制與被控制關係，平等夥伴關係很少見。

*三是力量與目標之間的不匹配。*印度從英國繼承了大國雄心，但是沒有繼承與此相匹配的大國能力。這導致印度對外行為的兩個特徵：一方面，印度偏愛以“説不”來體現戰略重要性。因為發揮建設性功能所需要的力量，要遠遠多於發展破壞性功能對力量的需求。印度對南亞鄰國，基本上是用説不的方法來實現主導權的。在國際舞台上，印度也經常體現出這一特徵。2014年，印度突然反對此前已承諾將通過的《貿易便利化協議》，讓世界貿易組織面臨嚴重困難，很多國際人士因此認為印度是多邊機制的毒藥。

另一方面，印度偏愛投機性行為。1974年，印度進行秘密核試驗，代號為“佛祖的微笑”。很明顯，印度既不願意放下和平非暴力形象，還想享有核武器所帶來的權力加持。這個微笑也太另類了，不知佛祖有靈，會做何想？1998年的印度核試驗，又是印度躲避美國監控、闖關成功的一個案例。一名美國高官事後公開表示：“我們上了印度人的當，我們一直認為在沒有仔細權衡下，印度不會採取任何冒險的行動。”這次洞朗對峙，我們又可以看到印度對外行為中樂於投機、冒險的一面。

*四是缺乏大國鬥爭的經驗。*印度長期是國際政治中的寵兒，是冷戰時期唯一能同時從美國和蘇聯獲得援助的大國。這既是印度的外交勝利，也導致印度難以形成獨立自主的外交體系。美國遇到問題，第一件事是問自己的航空母艦在哪裏;中國遇到問題，先看看雙方之間的力量比;印度遇到問題，第一件事就是問自己的幫手在哪裏。在這次對峙中，印度有兩個主要假定：一是中國不會真動手，二是美國會支持印度。這種從最佳可能去制定政策的邏輯，與常規的大國鬥爭邏輯區別很大。

簡而言之，印度人精於戰術設計，善於從大國博弈中謀利，精於以夷制夷的策略。這一方面使印度可以用較好的國際環境，來從事一些一般大國不方便從事的行為;但同時也使印度產生路徑依賴，難以發展出全方位、全面的大國力量，難以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力量中心。當有一天，印度不再説“我哥會幫我”時，就真正地具備大國心態了。(作者是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