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美國時代加速形成 中國正站在新歷史起點

原題：後美國時代”來臨是歷史必然

作者：何亞非 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

近年來，許多中外學者都在思考一個世紀性問題：“後美國時代”是否已經到來，它會將世界引向何方？經過這些年世界格局的不斷變化和調整，答案恐怕是“後美國時代”不僅已經來臨，而且開始加速形成。

時代變遷是個漸進的過程，如果非要確定“後美國時代”到來的臨界點，2008年發端自美國華爾街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這個歷史拐點。而2017年則是“後美國時代”加速發展“新的歷史起點”。

這一判斷如何得出？“後美國時代”又有哪些特點呢？

力量格局發生轉折性變化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整體力量的上升，使世界力量“大趨同”從量變逐漸走向質變，這不僅説的是經濟實力的趨同，更為重要的是思想的競爭。

從2016年中國主辦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峯會，到2017年初習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向全球性強國邁進的步伐一步一個腳印。中國的發展勢頭持續向好，開始全面參與和積極引領全球治理，這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新常態的重要組成。中國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就經濟總量而言，以目前的經濟增速，中國GDP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其他方面的趕超也在提速。放在全球範圍，中美實力的接近是在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提升的國際背景下發生的。

從思想層面看，美國所代表的以資本馬首是瞻的全球治理思想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中國所代表的思想及創新全球治理的一系列中國方案，正在贏得全球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基辛格説，“當今的國際體系正在經歷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外交評論家扎卡里亞稱，“後美國時代”並非關乎美國的衰落，而是關於其他國家的崛起。這話有其客觀的一面，美國在軍事、經濟諸多方面依然是超級大國和守成霸權。然而，由於世界力量格局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歷史大變化，“美國世紀”終結已成事實，國際秩序調整不可避免。“後美國時代”全球治理將從“西方治理”一統天下，不可逆轉地轉向“東西方共同治理”，國際關係民主化成為各國的共同心願。

全球化角色“大調換”

當前，全球化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進入新時代，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勢力的博弈加劇。頗有意思的是角色“大調換”：堅定支持全球化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而這些年全球化的發起者和主導者美國等部分西方國家卻站到了全球化的對立面。這是“後美國時代”常常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其深層次原因。

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國的認知完全不同，認為全球化偏離了“美國化”既定軌道，美國得益少了(事實並非如此)，就竭力要修改國際經濟規則，重新分配全球化利益，並刻意把中國等排擠在外。

美國現在退出了TPP和氣候變化《巴黎協定》、開始重新談判美加墨NAFTA自貿協定以及與中國、韓國、德國等重要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安排，無不表現出其“精緻利己主義”與全球化的格格不入。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維度看，不管美國如何調整自己，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將貫穿“後美國時代”，全球化繼續發展是歷史之必然，符合世界各國和平與發展的共同目標，其大趨勢不會逆轉。

全球化新時代也好，“後美國時代”也罷，一個很重要的標誌是世界經濟發展指導思想的轉變、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轉變。美國在全球極力推行數十年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共識”治理方案已經被歷史大潮所拋棄。相比之下，中國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建設“一帶一路”的宏大倡議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的遠景目標，得到各國的廣泛歡迎和高度重視。

世界安全體系的新方向

“後美國時代”世界安全體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些年來，軍事同盟關係網絡與全球夥伴關係網絡並存，相互競爭。前者充滿矛盾與變數，後者內涵與外延豐富，充滿張力。我們相信，世界大勢一定會朝着集體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方向發展，全球夥伴關係勢頭看好。

二戰以來，雖然有聯合國安理會的存在，但美國以其為中心建立了眾多雙邊、多邊軍事同盟關係，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全球安全體系，其目的是維護美國的霸權和全球利益的拓展。幾十年來，美國是唯一具有全球投放軍事力量的國家，在海外的軍事基地不計其數。

然而，“後美國時代”世界力量格局變化和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美國在全球聲譽的急劇衰落，表明靠美國做支撐的全球軍事同盟關係網絡不僅難以維持世界的和平與安寧，連自身的安全也漏洞百出。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同盟關係的苛刻要求，已經開始損害和撕裂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

當然，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網絡是美國經營數十年得以建立、鞏固的，與美元貨幣體系一起，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兩大重要支柱，不會很快消退。而且很可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得到加強。世界安全體系的轉變將明顯滯後於“後美國時代”的發展。

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倡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呼籲建立合作共贏、相互倚重、開放平等的“全球夥伴關係網絡”，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新型集體、合作、共同安全的格局。

除了雙邊各種戰略伙伴關係外，G20、上海合作組織、中國與中東歐16+1機制等各種形式的合作伙伴模式遍及世界五大洲，並呈不斷擴大之勢。這種非結盟、開放式、相互平等、尋求合作安全的模式越來越受歡迎，特別是廣大發展中的中小國家。

最近中國與東盟會議雖有美、日等從中作梗，但會議還是就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進程達成了一致，這説明有關國家對新安全觀是有深刻認識，也是有一定共識的。

進入“後美國時代”以來，我們目睹國際秩序轉換期、全球治理調整期、世界經濟轉型期三期疊加;全球化遭遇制度性危機、思想危機和經濟危機三個危機疊加，特別是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危機給許多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政治動盪，從而為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沃土”。加上大國之間地緣政治競爭的糾結加深，“後美國時代”看來不會風平浪靜，需要各方持續做出艱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