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供給側管理”代替供給側改革

如果能夠不忘初心，緊緊圍繞“去殭屍企業”展開，“去產能”就不會擴大化，不會嚴重扭曲市場信號，也不會搞成“新計劃經濟”。供給側管理和供給側呼籲雖然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把這些對企業經營行為的管理和呼籲當作供給側改革，而不去觸及生產關係和經濟體制層面，就轉移了改革的視線和方向。供給側改革不是“刀刃向外”改別人，而是“刀刃向內”改自己。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標準不是如何幹預企業生產，而是是否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一、什麼是真正的供給側改革

2012年，我發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最早呼籲從供給側重啓改革。作為一個普通的經濟學者，那時呼籲供給側改革的邏輯是這樣的：當油門已踩到底而汽車還在減速，駕駛員就必須看看是不是發動機出了問題。宏觀經濟也是這樣，當需求側的投資、消費、出口三個油門都已經踩到底，而經濟增速還在下行時，就必須要回到五大財富源泉，從供給側重啓改革。

所謂供給側就是生產側，供給側的五大財富源泉，就是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技術創新、制度與管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五大財富源泉的相關理論，與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開篇提出的“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精神不謀而合。

如何才能讓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湧流？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應當從經濟體制入手，放鬆行政性供給約束，解除要素供給抑制，改革生產關係中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部分，激發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開啓經濟增長新週期。上述學術主張也是本屆政府2013年以來施政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在人口與勞動方面，實施了“全面二孩”政策，有序推進户籍制度改革;在技術與創新方面，大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制度與管理方面，減少行政管制和行政審批，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企業減税降費，等等，從供給側的五大財富源泉層面為中國經濟鬆綁、加油。

2015年底，中央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得到了各界的廣泛認同，原因就在於這一重大戰略決策抓住了新時期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從經濟週期的規律來看，與工業社會早期的生產相對過剩型經濟危機、以及工業社會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型經濟衰退不同，工業社會後期的“供給結構老化”是經濟週期性下行的根本原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住了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供給結構老化”的主要矛盾，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戰略性選擇。

作為一場沒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實踐，供給側改革決策出台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從部門到行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的認識，造成實踐中出現了一些“穿新鞋，走老路”，念着供給側改革的經，卻做着用“供給側管理”干預企業行為的事，與供給側改革原理南轅北轍的現象。

二、不能用“供給側管理”代替供給側改革

無論是供給側還是需求側，宏觀調控對於保障經濟平穩運行是有一定必要的。但與需求管理的系統理論和財政、貨幣政策手段不同，供給側管理在全球經濟學體系中尚沒有系統的理論支持，也缺少非計劃經濟的實踐經驗。因此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供給側管理”一不小心就容易與計劃思維、行政手段相聯繫。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無論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的宏觀調控和管理，都不屬於“改革”的範疇，不能替代改革。不僅如此，不論是過度重視需求側管理，還是過度重視供給側管理，都可能轉移改革工作重點，貽誤改革時機。2012年《新供給主義宣言》曾指出，“一旦決策部門把頻繁的週期性調控政策當成其日常專職工作，就會對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矛盾和長期增長動力問題視而不見”。這句話不僅對過去某個階段只強調“三個油門”的需求側管理適用，對近幾年來片面強調去產能、去庫存的供給側管理，也是適用的。

當然，“去產能”這樣的供給側管理政策如果不偏離其初衷，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例如，“殭屍企業”往往是依賴銀行貸款、甚至政府補貼生存，其生產的產品靠市場力量消化不掉，卻還在不停地消耗社會資源。2015年提出“去產能”措施，最初是針對如何通過去過剩產能讓這些“殭屍企業”退出市場，從而釋放其佔用的生產要素，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對提高經濟活力是有好處的。

但是在實踐中，不少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門將供給側管理擴大化，甚至將其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唯一任務或主要任務，導致過度依賴行政手段，通過做計劃、定指標、下文件等強迫命令的辦法去產能，不可避免會造成“誤傷”。近期有關部門又提出用環保和法制手段“去產能”。然而，法制的宗旨是社會公平，環保的宗旨是良好環境，二者都不應該變成調控產能的工具：環境不達標或違法的企業，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放鬆標準允許其生產;而對那些合法的、環保達標的企業，也不應為了“去產能”的指標而人為提高標準令其減產。

供給側管理擴大化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人為造成供應緊張和大宗原材料價格暴漲。2016年以來，焦炭指數從649點最高上漲至2234.5點，最高漲幅244%，焦煤指數從561點最高上漲至1650.5點，最高漲幅194%，螺紋鋼指數從1820點最高上漲至4053點，最高漲幅123%，鐵礦石指數從324.5最高漲至726.5點，最高漲幅124%，秦皇島港動力煤(山西產)市場價從370元/噸上漲最高至650元。另外鋁、銅等有色金屬、造紙原材料、PTA、粘膠長絲等紡織原料，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漲價。

這些所謂“過剩”產能行業的產品，居然像幾十年前供應短缺時代的產品一樣成倍暴漲，不但嚴重扭曲了市場機制和價格信號，而且還無形中造成了三個財富再分配：第一個財富再分配，是下游製造業和上游能源原材料企業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採礦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4倍;製造業實現利潤總額僅增長18.5%;第二個財富再分配，是中小民營企業和國有大型企業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45.8%，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僅增長14.8%;第三個財富再分配，是進口成本上升，造成國民財富向外流失。今年上半年，中國共退出煤炭產能1.11億噸，同時進口煤炭1.31億噸，同比增加2300萬噸，國內去產能的同時，國外廠商擴產並加大向中國市場出口，如印尼、澳大利亞等產煤國、產礦國對華出口明顯增加，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也造成了中國國內財富的流失。

對那些上述財富再分配中獲益的企業而言，從天而降的“大餡餅”對於提高企業的長期競爭力也未必是好事。每一次去產能擴大化，都造成一輪大宗商品和相關資產的價格暴漲;而每一輪暴漲和獲利者的狂歡，在扭曲市場的同時，也迅速滋生聚集了巨大的利益鏈條和相關領域的尋租機會——這對供給側改革戰略的影響和傷害也不容忽視。

除了把供給側管理當作供給側改革，一些供給側“呼籲”，也成為一些人用來代替“改革”的法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供給側改革的任務中，提出了不少“供給側呼籲”，如要求企業提高供給質量等。提高質量的呼籲是對的，但某些政府部門不去改革自身管理經濟的方式，只是呼籲或者要求企業提高供給質量，這實際上是為干預企業微觀經營行為留下了藉口，貽誤了改革時機，延誤了改革行動。產品質量是企業經營主體的問題，選擇權在市場和消費者，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干預，而應該通過深化供給側改革、理順市場機制，市場自然會淘汰那些質量差的產品，留下質量好的產品。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堅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圍繞“放、管、服”，努力減費降税，減少行政性審批，為企業減負、鬆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實實在在的成績。但是與此同時，為什麼行政去產能等“供給側管理”措施、要求企業提高質量等“供給側呼籲”這樣的非改革舉措，會成為某些部門如此割捨不下的“改革”良方呢？的確有些人是真的不明白供給側改革原理，也有些人則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只喜歡用供給側管理、供給側呼籲的方式去“刀刃向外”改別人，不想“刀刃向內”改自己。

改革是針對束縛生產力的經濟體制展開的，要改政府自身管理經濟的方式，只有對體制的調整、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習總書記還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內、敢於自我革命，重點要破字當頭、迎難而上，根本要激發動力、讓人民羣眾不斷有獲得感”。

供給側管理、供給側呼籲雖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供給管理、供給側呼籲當作供給側改革，不觸及經濟體制和生產關係，就轉移了改革的視線和方向。這不但給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拖延改革的藉口，還引起了各界對改革的疑慮，讓市場和學界認為，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就是政府伸手干預企業，或像某些學者所説“我們是不是遇上了一個假的供給側改革”。

三、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標準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無論是什麼側、什麼性的改革，只要不是針對經濟體制自身的改革，不是改革生產關係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不改革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並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都不是真正的改革。

試想，十年、二十年以後回頭看，後人一定會對今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出評價：屆時評價的標準是去掉了多少煤炭、鋼鐵、水泥的產能，鐵礦石、焦煤、焦炭的價格上漲了多少？還是通過放鬆行政性供給約束、解除要素供給抑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正因為如此，中財辦楊偉民先生近期也明確表示，更重要的是供給側改革後面那兩個字——改革。

雖然“去產能”等供給側管理措施在合理範圍內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不能用供給管理的調控措施，代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不能用供給側“呼籲”，替代針對經濟體制的改革行動。要讓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湧流，供給側改革應以要素市場和壟斷行業的改革為主戰場，真的動奶酪，啃硬骨頭。

在以交通運輸、能源電力和金融為代表的壟斷行業，以教育、醫療為代表的民生領域，還存在相當嚴重的行政供給約束現象。壟斷和缺乏透明市場化競爭，造成國內的能源價格、物流成本和資金成本偏高。優質教育資源、醫療資源不能靠市場力量流動，社會力量辦學、辦醫還會遇到土地、資金、資質等各方面的障礙，使教育和醫療成為供給側問題突出的領域，這些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的主戰場所在。

在土地、資金、勞動、管理、技術等要素市場，還存在各種制度性供給抑制。如何進一步深化户籍和勞動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勞動供給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如何深化金融供給制度改革，減少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給效率，降低資金成本;如何加快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減少土地供給抑制，優化土地供給結構，降低土地和資源成本;如何深化產權改革，提高國有企業的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如何減少創新抑制，降低技術成本……如果在這些領域改革實現突破，都可以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

正本清源，不忘初心。只有正確認識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理和出發點，把握住“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改革成效標準，不迴避經濟體制這個根本改革對象，不斷放鬆行政性供給約束，解除要素供給抑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順利完成新舊動能轉換，迎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新階段。（作者滕泰 張海冰 單位：萬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