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老兵親述1962年中國是怎麼把印度打蒙的
2017年8月6日，葉宏亮在西安家中接受《環球人物》記者專訪。面對鏡頭，他莊嚴地敬了個軍禮。（《環球人物》記者 朱東君/攝）
新兵剛放下鋤頭就上了戰場。到了達旺，才學怎麼投手榴彈、怎麼打槍。那時我們的槍還是單發的，打一槍要退一下彈殼，上一下膛，而印軍都用半自動的。
戰士們拼命往上跑，沒有人害怕，都覺得有機會為國家衝鋒陷陣，是無上的光榮，當解放軍就是要爭這口氣。
印度兵的素質和我們真是不能比，我們都是20多歲，鬥志昂揚，他們則多數是為了掙錢養家，遇到火力，抵抗一下，火力再猛一點，就投降了，要不就跑到森林裏去了。
中印邊境對峙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各方之動態已不必贅述。
在這個節骨眼上，很多人想起1962年的中印之戰。那一場被毛主席譽為“至少保持邊境20年的和平”的一仗，在印度人心中是揮之不去的痛，但在國內，其實很多人並不瞭解。
所以今天，我們推薦給大家一個戰爭親歷者講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76歲的葉宏亮，他在1962年10月隨部隊奔赴前線；最近，他和一些老兵一起，編纂了一本叫做《鏖戰雪域之巔——中印邊境自衞反擊戰回憶錄》的書。
這個故事裏有很多我們不熟悉的細節。比如那一仗，在高原上，很多戰士們被凍傷、並且產生高原反應；有不少新兵，到了印度達旺才學習如何投手榴彈、如何打槍；當時印度兵的鬥志和素質，跟中國軍人沒法比；而那一仗，在當事人的回憶裏，也稱得上“殘酷”。許多細節，非戰爭親歷者難以想象。
我們無法還原現場，但歷史不容遺忘。閲讀當事人的記憶，也足資今鑑。如葉宏亮老人所言，“為共和國流血流汗，那是我這一生最值得銘記的經歷”。
本文刊載於最新一期的《環球人物》。俠客島有編輯。以下是老人的講述。
1962年7月，解放軍邊防戰士警惕地監視着入侵我國領空的印度飛機。圖中這架飛機正在給入侵我國新疆加勒萬河谷的印度軍隊投擲物資。
進發
1962年，我入伍3年，在55師當衞生兵，部隊駐紮在青海。10月末，等戰備物資和武器彈藥一運到，我們就連夜奔赴前線。當時第一階段的戰鬥已經結束，我們參加第二階段的戰鬥，要攻打的西山口位於達旺南邊。
當時部隊有很多1962年8月才入伍的新兵，入伍就到農場，剛放下鋤頭就上了戰場。到了達旺，他們才學怎麼投手榴彈、怎麼打槍。那時我們的槍還是單發的，打一槍要退一下彈殼，上一下膛，而印軍都用半自動的了。我們把這種訓練稱為“臨陣磨槍，不快也光”。後來看，還是新兵犧牲的比較多，畢竟經驗少。
為了趕路，我們不眠不休走了兩三天，那時我搭着前面人的肩膀，走着都能睡着。最終，我們在11月中旬到達了達旺前沿。達旺是坡地，坡底是達旺河，過了達旺河就是西山口，印軍駐紮在山頂。
11月16日晚上，我們吃了大戰前的最後一頓晚餐，把帶的好東西都做了，肉燴菜裏還加了粉條海帶。那之前，我們吃了半個多月半生不熟的米飯，沒有油水的土豆、蘿蔔、凍白菜，還有面條，能吃上這樣一頓飄着肉香的飯，真是滿足。
天黑後，我們開始向達旺河陣地進發，一路上，槍炮聲越來越響。我們一排的老排長參加過抗美援朝，走過來跟我們説，不要緊張，你們聽到炮彈“嗖嗖”地響，其實離得遠着呢，要是聽到“撲出”“撲出”，才要特別小心，那是子彈打在土裏的聲音，説明它就在跟前，你就要趕緊趴下。
天亮的時候，我們到了達旺河上面幾百米的密林中。這一天，我們營的1營先去火力偵察，而我們分散隱蔽，一人一小塊雨布，用樹枝撐在石縫外，人就潛伏在石縫裏。
這一晚，炮火聲不斷，大家根本睡不着，到18日清晨五六點，才安靜了一會兒。那時，要偵察的也偵察完了，打頭、擊背、剖腹、切尾的部隊也都就位了，就等着進攻開始。
8點半，我們開始總攻。先是炮擊，幾十門炮同時開火，炮火鋪天蓋地，一片火海。為國殺敵立功的時候到了，我的心情激動得沒法形容。我們炮擊了半小時，一下就把印軍打蒙了、打散了。
其實，印軍知道解放軍在集結，但想不到我們來得這麼快，打得這麼猛。
我們從青海出發時，就非常注意保密。當時61師從山西趕來接替我們，他們在山西就開始吃我們吃的糧食，用我們部隊用的衞生紙。因為當時有間諜，從糞便裏、從用的衞生紙裏就能發現你是哪個部隊的，所以61師就提前模仿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們晚上出發，他們晚上就到，直接住在我們的營房裏。第二天，外人看營房裏照樣有人，但其實已經換了部隊。原計劃如果我們55師傷亡太大，就由61師頂上來，結果開打後，我們的傷亡很少。
我們炮擊結束，衝鋒號就吹響了。我所在的3營是第二梯隊，從1營的右側發起進攻。戰士們拼命往上跑，沒有人害怕，都覺得有機會為國家衝鋒陷陣，是無上的光榮，當解放軍就是要爭這口氣。
當時我們的火力支援只有小炮，一個班10個人，負責一門炮。班長副班長指揮，一個戰士背炮筒，一個戰士背炮盤，一個戰士背炮架，剩下的5個戰士一人背一箱炮彈。再加上揹着的炒麪袋、水壺、急救包等，負重都超過60斤，但全靠步兵的兩條腿運送。
西山口的山陡啊，為了趕時間，我們抄近道，其實也沒有道，不管是樹根草條，抓住就往上爬，手腳劃傷流血也感覺不到。爬上一步，再拉後面的人上一步。爬山時，一個戰士背的炮盤滑下去了，滾下坡十幾米，於是全班趕緊把揹包帶都系在一起，下去一個戰士，把炮盤捆好拉上來。不過我們辛苦運上山的炮，最後並沒用上。
下午3點左右，我們上到山頂，幾乎見不到活的印度兵，他們都跑散了，留下的只有屍首，一片狼藉。我們就開始清理戰場，掩埋屍體，追擊逃兵。
沒想到我們佔領西山口後，印軍不知道，還繼續空投物資，包括食品、服裝、毛毯、武器等等。西山口海拔很高，山腳過夏天，山腰過秋天，山頂過冬天。我們穿着單衣上去，冷啊。上面就通知我們可以拿吃的，還可以一人拿一條毛毯。
寬大
後來，我們正在掩埋印軍屍體時，突然有印度兵過來。我一看，真是，兩個印度兵舉着槍，顯然是來投降的。
我們連隊只有我在出發前學過幾句英語，我就上前跟他們説，“站住”、“繳槍不殺”、“我們寬大俘虜”。結果説了半天，他們也聽不懂。他們指指肚子，又指指嘴，看來是餓了，我們的炊事班長給他們拿來了饅頭。
雖然他們聽不懂我説的，我倒是聽懂了那個年紀大的印度兵説“周恩來”，同時他又豎起大拇指。後來翻譯來了，大家才知道這是父子倆，18日早晨我們剛開始炮擊，他們就躲進了森林裏，餓了幾天，實在受不了了才出來。
印度兵的素質和我們真是不能比，我們都是20多歲，鬥志昂揚，他們則多數是為了掙錢養家，遇到火力，抵抗一下，火力再猛一點，就投降了，要不就跑到森林裏去了。
我們對待俘虜的政策很寬大，我們吃麪都吃不飽，給他們吃大米飯，我們穿舊棉衣，給他們穿新棉衣。我們還給俘虜上課，講我們的政策，講尼赫魯怎麼發動這場戰爭。後來印度兵回去的時候，有的還給我們磕頭。
我們撤離時，把印度空投的武器整箱還給他們；他們的汽車壞了，我們給他們修好，讓他們能開；我們繳獲的武器也都擦洗乾淨，擺得整整齊齊，還給他們。
這都説明我們是仁義的，不光打軍事仗，還打政治仗。打軍事仗是為政治仗服務的，所以我們打贏了。（編者注：指揮此役的前線指揮部政委陰法唐説：“後來我們主動後撤，不是因為守不住，因為僅從地形上説，我們守在那裏就是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更不用説解放軍的戰鬥力了。我們後撤就是表明，我們不希望戰爭，而是希望和平解決！”）
這場戰爭贏得不容易，特殊的環境和地形，首先就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比如凍傷問題。11月的青藏地區很零下幾十攝氏度。由於部隊調動突然，沒有軍車，我們坐的很多卡車連篷布都沒有。我們雖然穿戴着皮大衣、皮帽、皮手套和帶毛的皮鞋，但車一開起來，還是凍得和冰棍一樣。
還記到達格爾木兵站時，大家都下車了，通信兵小譚説腳都麻了，不能動。我趕緊脱下他的鞋襪，發現他雙腳腫大，前半部分都變成了深紫色，右腳更嚴重些。這是凍傷啊！醫生説小夥子的雙腳可能都要鋸掉了。那年小譚剛18歲，入伍僅三個月。後來我們都把鞋脱了，用被子把腳裹上，嚴重的凍傷沒有再出現，也有腳趾截掉一點的，但不影響走路，至於手腳凍紅凍腫的就太多了。
此外，高原反應也是一大問題。最兇險的地方是五道梁，那裏海拔4000多米，空氣稀薄，夏天氣温也就5攝氏度左右。當地有諺語，“納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納赤台比五道梁的緯度低，你要在納赤台得了病，到五道梁就沒命了。
我們不舒服，運送我們的司機更辛苦，為了不讓卡車發動機凍上，他們晚上還要輪流值班，讓柴油車整夜空轉發動。
殘酷
有人説中印邊境自衞反擊戰沒有抗美援朝那麼殘酷，確實，我們沒有遭遇那麼頑強的抵抗，但我還是看到了戰爭的殘酷。
我們的傷亡主要是地雷和炮彈造成的，我們連的一個戰士，腿被炸掉，骨頭都翻出來了；我們營的兩個戰士，追擊敵人時產生了高原反應，發展為急性肺水腫，在送回駐地的途中就停止了呼吸；一位連長本來1962年8月已經轉業了，但戰爭開始，他就申請回來參戰，結果在戰場上犧牲了，那時他的兒子還沒出生；
還有一位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員工，當時跟着我們團拍紀錄片。一天，我們正在吃早飯，八一廠的幾個同志下去拍攝，結果我們早飯還沒吃完，一個人就被拉回來，説是被炮彈炸死了。
戰場上，人的生命真是太脆弱了！
我聽説過一句話，勝利的一方紀念戰爭是為了更好地制止戰爭。這句話説得好！現在我們國家很多是獨生子女，生命太寶貴了，真是能不打仗最好不打。但真到了國家領土受到侵犯的時候，就非打不行，哪怕代價再大也要打！
後記
最近，《環球人物》也去專訪了1962年前線指揮的陰法唐中將。老人密切關注着最近的新聞動態。他説：“當時我們的一個連就能打他們作戰地圖上的一個點。幾十年了，印度還在鬧事，這不奇怪，只要想好怎麼對付他們就行。別看他們囂張，我們一點都不用怕，算個什麼？咱們解放軍從來都是不輕易動，要動就來個大的！他們啊，好自為之吧！”
口述 / 葉宏亮
整理 / 朱東君
本文來自2017年第16期《環球人物》雜誌《1962，中印那一仗》，8月16日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