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尋求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的互解

去年底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競選中和上台後高調宣稱“美國第一”，這被解讀為他要放棄美國的領導責任。隨後，“誰來領導世界”的問題受到越來越多關注，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國。但爭論也隨之四起，有人指出中國內部挑戰多多、國家治理體系還有不足，哪有資格和能力去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事？

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如何煉成

這種“資格論”有點簡單化了。英國曾做過全球領導，美國仍是一個全球性領導國家，難道它們是在各自國家治理好了之後才開始領導世界的嗎？顯然不是。

英國當年開始走向世界時，國內問題同樣層出不窮。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英國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鬥得厲害，大批新教徒跑去美國後，國內糾紛才慢慢化解。美國更是如此，從19世紀中期南北戰爭後直到“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雖然很多方面都在“向上提升”，比如現代工商業迅速發展、城市化高歌猛進，但其“向下沉淪”的方面同樣扎眼。

1800年，美國還只是個遠離國際紛爭的農耕社會，一個世紀後的1900年則已成為日趨參與世界政治與商業的高度工業化、城市化國家。短時間內，美國內外關係都發生鉅變，但政治改進和社會組織的水平難以一下子跟上這種急速轉變，因此亂象迭出，貧富分化、貪污腐敗、族羣對立、藥品食物造假等問題嚴重。彼時的一些美國人甚至開始懷疑國家前途，都問美國到底有無出路。

回頭來看，是不是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彼時的美國人就只想着“管好自己的事”，而對國家未來及在世界上的角色沒有任何想法呢？

有趣的是，今天一些人説中國“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沒能力和資格去管其他，這樣的話在當時的美國也不乏有之。比如1893年，第二屆克利夫蘭政府的國務卿沃爾特·格雷薩姆就曾提出，美國人應“待在國內專注於自己的事”，否則“他們將盡可能快地墮入地獄”。但這並非主流。那些從歐洲移民到北美的人們及其後代懷揣夢想，他們從未放棄對美國未來的憧憬。

恰恰是在內部混亂甚至戰爭的陰影下，美國人開始夢想起領導世界。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國務卿威廉·西沃1866年就預言，美國必將不可避免地在商業上主宰“太平洋及其島嶼以及陸地”。美國經濟規模在1880年左右趕上英國而居世界第一後，美國內部要做世界老大的聲音隨即增多。及至1941年，美國《時代週刊》雜誌創辦人亨利·盧斯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美國世紀”一詞。但請注意，當盧斯説起“美國世紀”時，他説這將由“不幸福的美國人”所創造，即他不認為當時的美國已處在美好狀態，而還有待通過追逐“美國世紀”的夢想而使美國變得美好。

事實也是如此，在各種因素作用下，世界逐漸進入“美國世紀”，美國也從原先奉行孤立主義、埋頭“做好自己的事”，轉向全面介入全球生活，在世界上擔負起領導使命、注入“美國”標記。

對中國的啓示

20世紀中下葉以來，美國的領導使歐洲乃至世界免受法西斯的蹂躪，在為世界帶來穩定與和平的同時，也為自身走出經濟大蕭條和內部政治、社會危機找到了出路，可謂利人利己。

美國從孤立主義到全球領導的經歷，帶給今天的中國很多啓示：第一，規模龐大而且實力漸強的國家很難迴避領導責任，與其被動接受，不如主動參與。第二，不是必須等到實現內部良治後才有資格扮演領導角色。相反，大國敢於擔負國際領導責任，往往能為化解內部問題創造更大空間、找到更好資源。第三，擔任領導要講藝術，需要儘量避開傳統大國正在激烈博弈的領域，先在世界政治的“低地”站穩腳跟後，然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式全面介入國際事務。

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前期，正向全球性領導國家轉變的美國在對外介入問題上採取了三種方式：向東對歐洲採取避免捲入戰爭的“我們不介入”策略;向南對拉丁美洲採取門羅主義的“你們別介入”策略;向西越過太平洋採取門户開放的“我們都介入”策略。

這對今天的中國同樣不無啓示：對“老世界”即西方世界的事務要少參與，爭取與其和平相處;對“新世界”即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事務要多參與，謀求與其共同發展，協同改進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而擔負領導責任，現階段要從亞洲做起，把與周圍國家的關係處理好，再逐步延伸到更大區域。

當年美國開始走向世界時，它的傳教士先走了出去，滿世界地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在這方面，中國也應借鑑。在與其他國家開展項目合作時，也要注意為其貢獻理念、價值，要讓它們越來越感受到與中國命運相通。只有這樣，中國在國際上的朋友才會越來越多，進而為自身長遠發展贏得更大空間。

經過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後，中國當前急需重建基於現實形勢的國際理想主義，提振自身道義形象和國際感召力，逐漸在國際上樹立權威。

近些年來，中國主動提供諸多國際公共產品，但背後缺乏清晰的哲學思想和理論建構。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行為基本都有理論支持，比如建國前三十年的革命理想主義，最近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實利主義，而當今中國需要建立的理想主義，則要對之過去有所超越。這種新的理想主義既要於己有利，也要利於世界;既要發展自己，又要幫助其他國家共同發展。在此過程中，中國將會自然而然獲得領導型國家的位置。

就像當年的美國一樣，中國現在面臨不少挑戰和問題。越是這個時候，我們越需要以國際視野、到國際層面尋求解決辦法。更何況，當今的很多國際問題如果沒有中國參與，也不可能解決。因此，現在的中國應樹立新思路，尋求國內問題和世界問題的互解。(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