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正重構 天下三分成世界格局新趨勢

原題：大預言：未來世界秩序重構，中美歐三分天下

摘自 王湘穗 《三居其一——未來世界的中國定位》一書

導語：2008年爆發的危機顯露出美國體系正在走向終結的徵兆，它可能是一場終結美式全球化的體系危機，甚至有可能是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的整體性危機。這決定了用以往應對危機的方式，無法使世界走出危機的泥淖。

在危機的壓力下，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有可能放棄其一手建立的全球體系，而專注於美國自身，退縮成為“美洲的美國”;歐洲將努力防止重新碎片化的脱歐趨勢，繼續走歐洲共同體的道路;隨着中國“一帶一路”構想的推進，合作共贏的泛亞共同體已經初露端倪。曾經一統世界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出現了嚴重的裂痕，天下三分正在成為歷史的新趨勢。

此前的這一輪全球化，是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是資本全球擴張的產物。在資本將全世界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之後，資本化無可化，無法再通過從外部攫取利益的方式，來消弭內部的矛盾。因此，導致資本積累的中心國家率先爆發危機，向外部傳遞破壞性能量，然而，這種破壞性能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很快傳遞回來，進一步加劇了危機的深化。面對着已經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連產業資本家及政治代表都表達出了革命性的意願，這意味着此輪由金融資本推動的全球化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已經延續了500年的現代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正在瓦解，以單一主權民族國家主導世界的模式面臨顛覆。資本主義向全球的擴張，最終導致了資本主義無法再向外部轉移危機的困境。資本不斷積聚財富的本能，在政治上則表現為對權力的極端控制慾和不斷攫取政治權力的行動。如同資本家是“人格化資本”一樣，今天的美國，作為擁有全球霸權的資本帝國，實質上是“國格化資本”，是資本實現全球積累的工具。資本的全球霸權，既是給美國的歷史獎盃，也是維持其主導權的必要條件，而最終也會成為美國衰落的原因。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僅憑自己的力量，就能長久的維持世界性霸權。

在人類歷史的漫長進化中，單極世界是偶然出現的短暫現象。英國在1815年戰勝拿破崙之後，構建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沒有競爭對手、勢力波及全球的單極世界。1871年普魯士首相俾斯麥建立起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後，英國的世界霸權就走向了終結。另一個單極世界出現在1989年，隨着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然而，歐盟的出現、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很快就使得美國的單極世界難以維繫了。

一個國家獲得單極式的世界霸權，意味着財富與權力向這個國家的不斷集中。權力與財富越來越集中於霸權國家，導致處於邊緣的國家和貧困化人口越來越多。寡佔加劇的排他性，會帶來越來越嚴酷的剝奪，競爭與反抗將隨之而來。寡不敵眾的基本態勢，使脆弱的全球單極結構必然出現分化、直至坍塌。這是單極世界難以出現、更難以維持的原因。

事實上，當前仍在深化中的全球危機，已經把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帶入了分崩離析的過程之中。與以往不同的是，如今並沒有出現新興帝國取代衰落帝國的現象，霸權國家之間權力轉移的傳統，正在被多中心的現實所打破。數百年由英、美等單一國家控制世界權力中心的局面，正在被幾個洲域共同體的出現所顛覆，“天下三分”成為世界格局的新趨勢。

2015年，歐盟28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25%，成為世界重要的一極;北美經濟圈包括美、加、墨，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6%;東亞國家通過十年整合，初步形成了東亞經濟圈，內部貿易量從44%上升到55%，經濟總量佔到世界的24%。這三個經濟圈佔到世界經濟的75%，共同進入了門檻條件為20萬億美元規模的洲域共同體俱樂部。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歐盟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一種類型的洲域共同體。只是在全球危機的壓力下，這座超國家合作的實驗室正在面臨生存的考驗。尤其是英國脱歐，除了降低歐盟總體經濟規模之外，還帶來了金融領域的強烈衝擊，倫敦金融城已無法繼續扮演歐洲金融中心的角色;更加令人擔心的是，英國脱歐會否引發脱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儘管如此，歐共體還是在利用經濟危機的倒逼機制，努力在推動歐洲統一財政的實質性進展。最近歐元區推出統一債，發債的目標是為沒有財政收益的歐洲國家紓困，而深層結果卻使統一債的主要買家歐洲央行獲得了對歐洲國家增量收支的控制權。對於人類社會，重要的不在於歐洲一體化已經獲得的成功或日後可能的挫折，而在於它們的不懈探索和嘗試給世界提供了新啓迪。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極大推進了東亞地區的一體化。危機讓東盟國家認識到，在全球金融化的時代，東盟十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中影響力太小，難以應對全球投機資本的衝擊，有可能在幾天之內就會喪失幾十年經濟發展的成果，甚至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而危及國家安全。中國的金融力量雖不強大，卻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在危機時刻，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幫助香港維持了聯繫匯率制度，也阻斷了亞洲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波動。亞洲金融危機把東盟國家與中國推到了一條船上，迫使他們只能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正是貪婪的投機資本扮演了老師的角色，讓處於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地帶的東盟國家認識到自身的脆弱。為了應對全球金融投機資本帶來的新挑戰，東盟與中國這個經濟體量巨大、金融相對獨立、在關鍵時刻也能夠承擔責任的國家，開始了被稱為“10+1”的新合作。東盟與中國的合作，締造了東亞國家的黃金十年，使亞洲地區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這種增長勢頭，經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機考驗。在“10+1”合作取得顯著進展的情況下，中、日、韓三國也開始啓動自貿區和貨幣合作談判，開始出現東亞合作新趨勢。儘管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阻遏之下，東亞一體化進程如同“正入萬山圈子裏”的河流，雖“一山放過一山攔”，但依然保持着奔向海洋的趨向。特別是隨着俄羅斯和中亞地區國家進入亞太經濟圈，東亞圈佔世界經濟總量比例將會進一步上升。

在北美自貿區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交往和產業合作實現了優勢互補。墨西哥、加拿大的能源資源與美國互補，加強了墨西哥、加拿大能源生產能力;在製造業領域，墨西哥的人力資源與美國的技術資本互補，使美國將一些缺乏競爭性部門的工作轉移到更有競爭性的部門，把低技術和低工資的工作轉變為高技術和高工資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而墨西哥的加工製造業發展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潛力最大的國家。美國前貿易代表席爾斯女士(Carla A. Hills)在2014年首期的《外交事務》中表示：“北美自貿區是第一個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予的自貿協定，已達成的市場開放程度比任何貿易協定更寬、更深⋯⋯過去20年間，北美三個經濟體間已發展出高度有效的供應鏈。加拿大和墨西哥向美國出口每1美元的商品中，分別含有加拿大和墨西哥25美分和40美分的產值。相較於中國和日本對美出口商品僅有4美分和2美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北美自貿區可以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降低平均成本，取得競爭優勢。同時，可以利用三國在經濟水平、資源稟賦、文化背景上的差異，實現優勢互補，強化各國的產業分工和合作，使資源配置更加合理，提高各國產業的競爭力。近幾年來，北美自由貿易區無論是在商品進口總額還是在出口總額方面都保持國際貿易地區份額的領先地位，成為世界經濟中最具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區域。在席爾斯女士看來，“在美國政府評估貿易協定時，不僅要基於國家的利益，更須考慮區域性的利益。”可以説，組建和擴展北美自貿區，固然有與歐盟和東亞自貿區實現戰略對沖的考慮，卻也是對洲域化趨勢的響應。

特朗普總統上台後，已經中止了TPP談判，並且表示將可能退出“北美自貿區”，還要在美墨邊境修牆，對從墨西哥進入美國的產品收取“邊境税”。然而，在美國開始從全球收縮退往美洲的過程中，如果不與周邊國家形成緊密合作的關係，美國就可能直接掉入孤立主義的陷阱。即使是曾經為世界第一的美國，在面對洲域化的歐洲與亞洲國家集團的競爭時，也只有通過與周邊國家抱團合作的方式才能勉力應對。不然，美國將會很快變成世界舞台上的二流角色。

鄰國無法搬走，只能學會相處。與鄰國共同發展，開展超國家合作，是全球危機時代明智的戰略選擇，甚至是國家的宿命。正因為如此，洲域共同體成為一種新的、難以違抗的大趨勢。

“一帶一路”：中國帶領發展中國家擺脱世界經濟危機的戰略選擇

在2008年危機之後，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開始總體性萎縮，此前30年中國的生產主要是面對西方發達國家市場，今天如此龐大的生產能力該如何維持和發展？中國提出建設共同體和推進“一帶一路”的構想，正是基於全球危機深化、世界格局變化的大形勢所做出的重大戰略選擇。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經過了65年的努力，剛剛從解決了温飽向小康階段發展，中國的經驗和目前所遇到的困難證明，哪怕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也不能夠封閉起來搞建設。中國的發展固然要靠自力更生，但也離不開國際合作，一定要爭取海外資源、海外市場。若按照蘇聯的方式，把自己封閉起來搞建設，一定無法持久。所以，中國搞社會主義現代化，不能把自己封閉起來。就此意義而言，建設共同體和“一帶一路”構想是中國在全球危機時代的改革開放戰略。如果説，此前的改革開放更多的是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是兩頭在外大循環式的開放;那麼，今天的改革開放思路，包括制度框架的設計，應該更多地考慮如何與發展中國家展開合作。此前，中國可能更多考慮如何與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全球體系以及發達國家的成熟商業體制相銜接，如何吸引外國投資;那麼，今天的中國需要更多考慮應該如何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如何在外國投資、建立什麼樣的商業新模式才能實現互助共贏。

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都是邊緣性國家，是必須依附發達國家才能發展的國家。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接受澳大利亞電視台採訪時曾説，中國不能按美國的方式發展和消費，中國再這麼下去世界的資源都會被它耗盡。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悖論，你可以依附我生產，卻不能模仿我的生活、更不能超越我。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容納不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容納不下現代化的中國。要突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限制，中國不能單幹、不能單打獨鬥，必須走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合作的道路。因此，“一帶一路”的設想不僅適應了中國未來發展的需求，也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需要。

從國際政治的性質來看，“一帶一路”構想是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的組織化模式，是發展中國家形成命運共同體的方式。“一帶一路”不僅具有經濟意義，也有政治屬性，是發展中國家改變邊緣化地位，在全球秩序中爭取平等地位的途徑。“一帶一路”是世界“窮棒子”的合作社。對中國來説，“一帶一路”也是中國實現“兩個百年”“四個全面目標”的重要路徑。因為中國搞社會主義，沒有國際合作不行，中國的國際合作主要是要與發展中國家合作。

要合作，就要有正確的義利觀。中國在建設共同體和推進“一帶一路”中，要有新的義利觀。以天下大義——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帶動共同富裕的天下大利;再以天下大利，支撐天下大義，形成新的世界發展模式和治理秩序。今天的中國，不是要輸出革命，而是要輸出發展。把在中國行之有效、大獲成功的發展模式、交通設施、工業化技術輸出至世界各地，主要是輸出給發展中國家。中國投資的資本，不應該是以持續積累和盈利為唯一目標的資本，而應該以國家可持續發展和增進人民福祉為長遠目標的資本。中國輸出的資本，應該是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約束下的資本，它是要提高當地人民生活水準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本。

當然，這種輸出不是強加於人，而是通過“引而不發躍如也”式的中國政治智慧。這樣，中國就能夠與佔世界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一道，建設不同既往500年現代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打破中心與邊緣的等級固化，建設多元文明共存、合作大於排他的全球秩序。以此標準，“一帶一路”的確是一個非常宏大的戰略構想，它符合世界、區域、中國的發展需要，而且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巨大的創新。

推進“一帶一路”構想，可促使亞非歐的廣大區域發展成為一體化的經濟空間，為形成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泛亞共同體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樣，加強命運共同體建設，有利於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合作成果，轉化為情感紐帶，進一步上升到精神層面，增加相互間的認同感，為“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創造良好的社會與人文環境。“一帶一路”與“共同體”，兩者相輔相成，在共同推動“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進中國”的歷史進程，在共同塑造公正合理、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區域秩序。可以説，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是通過一個個經濟項目推進發展，也是通過持續的合作進行社會性構建，推動共同體的建設。因而，必須堅持不懈、久久為功。

作者簡介：

王湘穗，退役空軍大校。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航空科學與技術實驗室航空發展戰略首席科學家。兼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副會長;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諮詢委員、副秘書長。主要著作：《幣緣論》;與喬良合作《超限戰》《軍官素質論》《割裂世紀的戰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