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自由”市場須由強大政府提供

長期以來，經濟學者們為揭開工業革命之謎而爭論不休：人類幾千年處於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狀態，為什麼就英國先開啓工業革命？很多拉美國家實行那麼多年的市場經濟，為何沒能成功實現工業化？曾經施行計劃經濟的東歐國家和俄羅斯改革後完全擁抱市場經濟，為何不僅沒提升工業化水平，反而“去工業化”嚴重，有些甚至淪為農產品和原材料出口國？

被西方經濟學忽略的三大非市場要素

關鍵在於，一些表面上看起來與“市場原理”衝突的很多非市場要素，被西方經濟學忽略了。

一是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只有民間存在廣泛的社會信任，才能讓那些自給自足、封閉、獨立、無序、未受教育的農民實現專業分工和創建企業，從事規模化生產和遠距離銷售活動，而這一過程所產生的組織成本是高不可攀的。況且，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是全社會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是統一的大市場。為使得建立於勞動分工基礎上的規模化大生產有利可圖，必須首先創造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但規模化大市場是一個“公共品”，其創建的社會成本非常高昂，沒有任何勞動者個體或單個企業甚至一個產業有此能力和意願去提供這個公共品;因而必須由某種統一的意志和社會力量(比如國家和政府)出面去組織、協調大市場的創造和建立。

三是市場監管。為使市場能有效、安全地運行，必須存在必要的相當複雜精緻的國家監管機制，防止欺詐等不誠信行為。而這個監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沒有監管，以追求個人利益為目標的市場力量和貪婪一定會摧毀市場經濟本身，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改革的失敗就是最好證明。

正是上述三種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礙了規模化製造業和大型企業在眾多農業社會和發展中國家的形成和發育，尤其是那些採納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的國家和在工業化完成之前就嘗試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以中國為例，雖然私人產權保護制度和民主體制都已基本就位，但歷史上的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並沒能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

也正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這三個高昂社會成本的存在，和只有組織起來的國家才能夠去克服這些成本，很多國家被攔在工業革命的門外。如林毅夫先生所説，一個有為政府是有效市場得以出現和有效運作的前提和保障。

這也就解釋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對於後三十年的意義：毛澤東建立獨立統一的國家和人民當家做主的文化，保障了中國的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也是毛澤東領導的土地改革和農村合作化運動，教會農民如何組織自己、形成社隊企業。當年的社隊企業正是改革開放以後鄉鎮企業繁榮的基礎。也正是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基層政府組織，為改革開放以後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能夠成功扮演“公共商人”角色打下基礎。

英國工業革命的秘訣不是“光榮革命”

工業化意味着規模化企業的出現。那麼支撐規模化產業的市場哪裏來？早期歐洲列強都是在國家力量支持下采取重商主義政策來開拓和創造世界市場的，通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奴隸販賣。

數代英國皇室和由它們引領的半國營的大型企業(如著名的東印度公司)為自己的國家在16至18世紀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市場、棉花供應鏈和貿易網絡——這才是引爆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秘訣(而不是制度經濟學家們所謳歌的君主立憲制和“光榮革命”)。這個血淋淋的資本主義發家史馬克思沒有白寫，但好多人忘記了，西方經濟學幾乎不提。

其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凡採納英國式、由強政府引領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來培育商人階層，為本國製造業創造世界市場，都如法炮製了英國的做法，比如美國、法國、德國、俄國和亞洲的日本。那個時期，凡是沒走這條路的，都沒有成功。

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依靠堅船利炮，為本國製造業創造全球市場的過程中，不僅給本國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帶來巨大痛苦，更引發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

二戰結束後，發展中國家不再擁有這種創造世界市場和開啓工業革命的“特權”。此時，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必須發揮更大作用，扮演好“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漸進的市場開拓和幫助窮人組織企業方面成為更強大的“催化劑”。這也解釋了戰後亞洲發展型政府的出現及產業政策的作用。

經濟發展的“胚胎髮育定律”

經濟發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現象一樣，服從一個“胚胎髮育”的基本原理：個體發育需要在很多關鍵環節重複整個“類”的進化過程。人類個體的胚胎，在母親身體裏發育的過程就重複了整個人類甚至生物進化的全部過程，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無脊椎到有脊椎，從低等脊椎動物到高等脊椎動物，再到嬰兒。

中國的經濟發展也符合這個規律。人類工業革命史走過的一些基本演化階段，後來的每個國家都要重新走過，才能真正實現工業化，不然就會欲速則不達。

中國改革開放後用第一個十年就複製了英國曆史上用兩三百年才走過的原始工業化階段，用第二個十年複製了英國曆史上用50年走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雖然目前的紡織機比英國當年先進，但基本原理是一樣的，你必須重走這些階段，不能跳過。我們以前不懂，想盡快跳過，結果不行。拉美國家的失敗也在於此。

然而，國家再落後，也能具備“後發優勢”。依靠國家力量，遵循正確的產業升級政策，主導市場經濟發展，就是中國等國家成功的秘訣。反之，在沒有國家力量和正確產業政策的幫助下搞工業化，完全讓位於所謂市場力量，就等於讓小孩靠自己在原始森林裏發現數學知識一樣，不可能取得成功。

創建規模化的市場，且能讓現代產業盈利，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協作成本。而這一顯而易見的成本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自由”市場並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動有效運作，更不是免費的。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一個強大的政府去提供。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工業革命，其源泉並非來自於技術升級本身，而是來自於一個有為政府所引領的連續不斷的市場創造。(作者是清華大學講席教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