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激進化”世界主義理念的碰壁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 晨

在後冷戰時代的世界舞台上，歐盟的外交政策常被認為充滿着“理想主義”色彩，這主要源於歐盟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理念，即人類的福祉不是由地理方位或文化區域決定的，國家、種族或是別的區別不應成為那些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權利和義務的限制，所有人都應受到平等對待和尊重。它的這種外交理念源自歐洲以和平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方式推進一體化的自身歷史經驗、以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開端的以“平等的個人主義”為核心的人權世界觀，以及以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為思想根源的全球憲政主義秩序理想。歐盟的歷次重大條約均會標明歐盟的價值觀，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條約》中表示：“歐盟建立在尊重人的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尊重人權，包括少數族裔人權的基礎上”，“聯盟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增進和平，推廣它的價值，提高它的人民的幸福水平”。

歐盟從未將這些價值理念限制在自己的境內，它很早就開始對外推廣自己的模式。1989年10月，歐洲一體化史上最出色的歐共體委員會主席之一的雅克德洛爾，在比利時布魯日的歐洲學院發表演説闡述歐洲的世界觀時，即引用了1948年在海牙召開的首屆歐洲統一運動大會一位宣言起草者的話：“歐洲的最高目標就是保證人的尊嚴，以及自由——這一人的尊嚴的真正形式……我們不僅要在我們的大陸聯盟保障我們歐洲已經得到的種種自由，也要將這些自由的益處播撒給世間諸人”。

冷戰結束後，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拓展，聯合國層面人權事業的不斷發展和歐盟的不斷擴大，歐盟對自己的外交理念愈加自信。2003年歐盟委員會出台的“歐洲安全戰略”聲明：“歐洲應當準備分擔全球的安全責任，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建設一個更有力的國際社會，完善國際機制，建設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我們的目標……擴展良治、支持社會和政治改革、懲治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行為、建設法治和保護人權是加強國際秩序的最佳途徑”。就中東北非地區而言，歐盟自20世紀90年代起，陸續推行了“歐洲-地中海夥伴關係”（1995年啓動，又稱“巴塞羅那進程”）、“歐洲睦鄰政策”（2003年開始納入中東北非地區）和“地中海聯盟”（2008年由法國倡議建立）等制度性計劃，在與地中海南岸和西岸國家的貿易、援助協定中加入民主和人權等政治性條款，以財政支持和參與歐盟內部市場等手段鼓勵這些國家進行經濟結構性改革和法制、民主體制改革，向歐洲“趨同”。其背後的潛在暗語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的勝利，是歷史的終結，歐盟將成為未來世界秩序的模範”，因此周邊國家也必將走上“自由世界”的民主和市場經濟的轉型之路。

不過，儘管歐盟在價值觀上不喜歡中東北非地區的“非自由民主國家”政權，出於維護自己周邊安全穩定的現實考量，它的地區政策依然相對審慎。2011年3月敍利亞國內衝突發生前後，歐盟委員會連續發表兩份以促進“民主”為目的的歐盟新夥伴關係文件，更改了歐盟對這一地區既有的以地區穩定為核心的戰略目標，轉而將核心目標改變為促進該地區的“深度民主”。2011年5月歐盟不經過聯合國，啓動對敍利亞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動用自己的政策工具向敍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施壓，要求他停止暴力“鎮壓”發生在德拉地區的抗議和遊行示威活動。到8月份，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阿什頓以及法、德、英等成員國首腦紛紛表示阿薩德政權已經喪失合法性，應當下台；在法國總統奧朗德2012年6月放出“不排除對敍利亞動武”的説法後，歐洲議會重要議員、比利時前首相伏思達9月11日敦促歐盟軍事幹涉敍利亞，至此，歐盟在干涉敍利亞內政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2014年伊斯蘭國崛起之前的敍利亞內戰第一階段，歐盟的外交理念可稱為“激進化的世界主義”，它甚至已經違反世界主義的哲學根源——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的論斷，即 “任何國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國家的體制和政權”。雖然，在歐盟和美國的推動下，2005年聯合國首腦會議通過了決議：每個聯合國會員國均有保護其平民的責任，如果會員國未能保護其平民，在種族滅絕、戰爭罪、種族清洗和反人類罪情形下，國際社會有采取各種措施幫助保護平民的責任。但歐盟及其法英等成員國在敍利亞平民傷亡事件沒有進行全面客觀調查的情況下，就選邊站隊，沒有聯合國授權就擬以阻止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的名義軍事幹預敍內政，公開支持反政府武裝，扶植反對派力量，這是對康德思想的一種背離，是武斷的、帶有“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色彩的右傾世界主義理念。

在敍利亞內戰的第二階段，歐盟的世界主義遭遇到另一種更加極端的世界主義——伊斯蘭國為實體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伊斯蘭國首領巴格達迪2012年7月曾表示，敍利亞這個國家應該從地圖上抹去，他呼籲實施“伊斯蘭教法（sharia）”，建立“烏瑪”（ummah），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法國殖民者簽訂的“賽克斯-皮科”協議所畫下的敍利亞邊界，去除邪惡的民族主義和可恨的愛國主義，將人們帶回伊斯蘭國。伊斯蘭國不承認人為劃定的邊界，除了伊斯蘭之外不相信任何國家屬性。伊斯蘭極端思想的傳播也展現出全球化的特徵，投奔IS的聖戰者比過去二十年加入恐怖組織的人還多。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兩次遭恐怖襲擊、2016年3月布魯塞爾恐怖襲擊案，以及相當數量的小型襲擊和恐襲預謀策劃中都有這些“出口轉內銷”聖戰分子的影子。

更重要的是，歐盟激進的世界主義理念忽略了維持敍利亞和平和秩序的意義，在敍利亞無情而複雜的地緣政治現實面前遭遇失敗，反證了現實主義者，如亨利基辛格“和平是最大的道德”論斷的正確。到2013年，“阿拉伯之春”已經變成“阿拉伯之冬”和“阿拉伯之亂”，敍利亞內戰不斷升級，變成美國、俄羅斯、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全球大國和區域大國的“代理人戰爭”，並滋生和助長了比“基地組織”更為殘忍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崛起。40多萬人失去生命，超過1150萬敍利亞人因戰亂背井離鄉，敍利亞戰爭變為冷戰後世界導致人們流離失所最大規模的一場衝突。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歐盟為了防止人道主義災難的行動卻反而造成二戰後最大的一場人道主義災難。自2015年開始，大批敍利亞難民開始湧向歐洲，成為衝擊歐盟的“歐洲難民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截止2016年6月底前擬在歐盟範圍內申請難民庇護的110萬人中，30%來自敍利亞。歐盟及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國家秉承世界主義理念敞開雙臂歡迎難民，卻再一次證明理想在現實面前的“脆弱”：歐盟成員國在接收難民問題上態度不一，匈牙利、波蘭、捷克、奧地利公然違反歐盟指令，拒絕接收或自主設定接收難民上限，德國等歡迎難民的國家也陷入一系列融入難民的社會、安全和文化難題之中。難民問題成為英國公民2016年7月公投中選擇退歐的重要原因，同時歐洲大陸各國“反移民、反歐盟”極右政黨因難民危機聲勢大漲，直接威脅到歐盟自身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