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昭奎：“中等國家”才是日本的“常態”

最近，美國《新聞週刊》日本版最新一期刊登了一篇題為《等待日本的兩種未來》的文章，提出了三個令人深思的觀點，其一是，東亞的超級大國是中國，日本只是其周邊的中等國家，這是千百年來古代東亞的“常態”;其二是，日本也只是在中國鴉片戰爭後的約百年間處於領先地位，在歷史長河中只是“曇花一現”;其三是，最近30年日本逐漸喪失了這種優勢，逐步迴歸“常態”。此文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媒體及輿論的關注。日本該擺正自己的心態嗎？

筆者認為這三個觀點很“實事求是”。其實，中國的學者也持有與之類似的觀點，認為國土面積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的日本“其實只有中小國家的‘命’”，這裏所説的“命”，其實就是指“歷史的常態”。

至於“日本也只是在中國鴉片戰爭後的約百年間處於領先地位，‘曇花一現’”，顯然是一個“非常態”。眾所周知，在19世紀60年代，英國在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後，又展開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德、法、美等國也紛紛捲入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浪潮。在此背景下，日本於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推行“富國強兵”和“殖產興業”政策，並加入西方列強爭奪殖民地的競爭。

在追趕工業革命與科技革命的時代潮流中，日本既是一個“遲到者”，又是一個“後來居上者”，“幸運地”遇到了一個錯失工業革命與科技革命機遇、“大而弱”的近鄰中國。中國之“大”使得國土狹窄、資源貧乏的日本垂涎欲滴，中國之“弱”則使得作為遲到工業國的日本也產生對中國“欺負一把”的野心。

總之，一個是“產業與科技革命”的興起，一個是身旁中國的“大、弱、落後”(當然也包括其他亞洲各國的弱小)，成為日本走向強大必欲抓住的“兩大機遇”。由於抓機遇用力過猛，導致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一百多年間成為在勝利的峯巔與失敗的谷底之間激烈浮沉、大起大落的國家的一個“典型”。

二戰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在一段時間裏被排名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這是戰後一兩代日本人民發奮努力的成就，也是日本抓住戰後“新兩大機遇”的結果，其一是以戰後科技革命發源地——美國為靠山，緊緊抓住戰後科技革命機遇;其二是抓住戰後“嬰兒潮”(遠赴戰場的男人解甲返鄉,觸發了第一次嬰兒潮，在日本稱此時期出生的人為“團塊世代”)導致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的機遇。

當今日本已進入“超高齡社會”和“人口減少社會”，“嬰兒潮”早已轉變為“銀髮潮”，引起許多日本學者著書對國家前途命運表示擔憂：2016年日本總人口減少了33萬人;現在從農業、漁業、零售業、服務業到製造業的生產現場，已經到處出現人手不足問題;預計本世紀20年代將總共減少620萬人，其後還將出現每年減少100萬人的局面;2024年1/3國民的年齡在65歲以上;2033年1/3住宅沒人住;得不到護理的老人不斷增加，將來日本每週可能有4000人“孤獨而死”。

如果日本再不採取有效的改革措施，幾十年後日本各地可能呈現“一片廢墟”的景象，從二戰後的“戰爭廢墟”到不遠將來的“和平廢墟”，這是日本有識者依據現實狀況發出的“實事求是”的預測和警告!

然而，現在日本的為政者卻完全背離“實事求是”精神，日本現任首相安倍居然還在做“強大日本夢”，還要通過修憲使日本“能夠進行戰爭”，為此還極力鼓吹“中國威脅論”，所作所為顯然嚴重脱離了日本的基本國情，也背離了和平發展的時代要求。特別是日本當政者沒認識到真正制約日本“大國夢”的，恰恰在於日本自身的條件與國情。換句話説，日本的真正“敵人”恰恰在於其錯誤的內外政策，卻把怨氣撒到中國頭上，實在是缺乏自知之明。

筆者認為，日本當前最應該做的，是真正地言行一致地改正企圖圍堵和牽制中國發展的錯誤政策。(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