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羣：把推廣普通話納入扶貧攻堅戰

最近全國政協的一個扶貧調研小組在雲南怒江州福貢縣走訪了三個貧困村的9家貧困户，其中8户仍然深陷貧困狀態，只有一户剛剛脱貧。問當地幹部為什麼這家人能脱貧，回答：一是這家主人學了點修摩托車的手藝，二是學了點普通話。

福貢縣是國家扶貧重點縣，以傈僳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佔總人口的98.3%，貧困發生率在31%，由於封閉的地理環境和資源匱乏，福貢縣人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42年，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僅佔總人口的1.5%，尤其是40%以上各族羣眾不會説普通話，到了基層鄉村，連幹部能説幾句普通話的也寥若晨星。這種狀態極大限制了貧困農民學習技術、外出打工、開拓市場的能力，也使福貢縣將輸出勞務作為脱貧重要渠道思路受到羈絆。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地方。內蒙古科右中旗也是國家扶貧重點縣，蒙古族人口占86%以上，外出務工經商人員少，增收緩慢。當地幹部説，內蒙古西部地區60—70%勞動力外出打工，而他們那裏只有10%，主要原因就是語言不通，由語言不通又造成觀念落後，技術能力偏低。

廣東有關部門談到新疆來粵的少數民族勞務人員與當地融合存在障礙時，第一條就是普通話的聽説讀寫能力比較差，導致他們除與本地、本族一起流入的人羣保持較緊密關係外，與當地人的社會關係幾乎是空白，由此產生招工難、租房難、溝通難，也容易與人產生誤解和矛盾。語言交流障礙使有的用工單位對新疆務工人員更多采用集中管理方式，結果又妨礙了他們與社會的自主交流，形成不良循環。

據報道，雖然我國的普通話平均普及率已經超過70%，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很不平衡，西部與東部有20個百分點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超過90%，而很多農村地區只有40%，有的民族地區則更低。

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必須進行交流，即使在現代生產條件下，語言交流也仍然屬於最基礎性的交流，語言交流能力因此也屬於勞動者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素質。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一項報告指出：工作實踐中發現，拋開社會經濟發展因素不論，凡是國家通用語言掌握較好、語言交流沒有障礙的地區，即使當地生存條件較差，民族融合、就業水平也相對較好;反之，則交流存在障礙，勞動者就業難度較大。

這個道理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地方所認識，不少貧困地方在送政策、送資金、送項目的同時，着力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育和普及。四川涼山州開辦3744所“農民夜校”，其中第一項教學任務就是教貧困農民學普通話。

但總的看，各地更加重視物質扶貧，對包括普通話在內的文化扶貧重要意義的認識不夠到位，在調研中《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等重要精神鮮有人提及。我們經常遇到基層幹部很費力地用一口方言介紹他的脱貧規劃，並沒意識到解決自己普通話能力缺失本身就是一項帶有緊迫性的任務。

提高貧困農村普通話水平，大體有幾項工作要做：在民族地區實行“雙語教育”的同時，從幼兒園、小學開始就加強普通話教學，讓普通話成為每個農民、牧民自幼經常使用的語言，同時發揮國民教育系統和教師對社會、家庭普通話普及的輻射、帶動作用;結合當地產業發展的需求，在農村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中增加或強化對不具備普通話溝通能力的青壯年進行專項培訓的內容;外來務工人口較多的城市將外來常住人口納入本地語言文字工作範圍，將普通話培訓納入職業技能培訓;參加扶貧對口支援工作的省市和企業，將推廣學習普通話列入援助計劃，提高受援地方青壯年與社會交流、自主就業的能力，等等。

用普通話扶貧，用扶貧推廣普通話，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秦朝實行“書同文”，促進了中國廣袤土地上文化的交流和中華文化認同的形成。中國此後經兩千多年磨難而終不分裂，“書同文”居功至偉。順應當前各族羣眾脱貧致富的強烈願望，藉助國家和社會對脱貧事業的巨大投入，主動與國家扶貧攻堅等工程相銜接，在農村和民族地區開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我們應當也可以在全國“語同音”上再邁出一大步，取得根本性的成功。由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將更加通暢，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將獲得更為堅實的基礎。(作者是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