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新一輪人才爭奪戰的深意

今年以來，我國二線城市紛紛出台人才引進政策。這些政策不僅在力度上超過一線城市，而且越是中西部城市，人才引進的力度越大，優惠條件越是偏向户籍、住房和收入等一攬子長效政策組合。可以説，城市間競爭的動力學機制變了。

8月26日，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透露，武漢將率先在全國放開無門檻大學生落户，憑畢業證就可以登記落户;同時爭取讓大學生以低於市場價20%的價格買到住房;並將率先出台大學生最低年薪標準。在此之前，成都、長沙也都公佈了自己的人才新政。一向在政策出台方面速度不足的西安，更是比武漢提前3個月出台了人才引進計劃。

事實上，人才引進的熱度早已穿透一二線城市的圍牆，進入三四線城市。筆者7月到義烏調研，對義烏給出單個引進人才項目高達5000萬元的支持力度暗自吃驚。不過，到了旁邊的金華，發現人才引進最高支持力度可達1個億。上週，調研小組在四川廣安調研，發現該市嶽池縣在醫藥產業園的博物館裏竟然有引進人才的醒目宣傳牆報。嶽池縣的經濟規模可是我國西部省份的第三方陣啊!

令人不解的人才引進爭奪戰背後，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還是從城市國民經濟體系對人力資源的內在需求變化來入手討論吧。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處在國際產業鏈分工體系的低端，加工製造和出口導向經濟是增長的主力。在率先起步的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的藍領薪酬遠高於內陸藍領甚至白領，因此武漢、成都、西安等科技教育大省留不住大學生的“孔雀東南飛”之嘆猶在人們耳邊迴響。

其實，暗歎是暫時的，人才“孔雀東南飛”的內在機理預示着“九九雁歸來”的動力學機制形成。隨着國家出口導向、招商引資和投資拉動型經濟的政策組合的成功，內地南遷的人力資源滋養了東南沿海車間，東南沿海也反向助推了國民經濟體系由產業鏈低端向中端乃至中高端的爬升，並以產業鏈成長梯度推進的方式反哺內陸產業鏈的形成。再隨着國家開發區、產業園區建設政策的成功，我國不同城市都擁有了一定的市場資源並積累了不同額度的資本金，助推基礎建設、城市住宅和能源需求的增加，我國城市間的競爭變成了對資源和能源的爭奪。這一時期，我國城市間競爭出現了政治經濟學授權競爭的態勢。一個副省級城市或者副省級開發區，在資源動員方面的授權規模和範圍，比一個非省會或縣級城市大得多。

2017年以來人才爭奪戰的爆發，只不過是在中國產業鏈不斷成長，以及國家道路交通網和市政基礎設施等外部環境形成的背景下，城市間競爭的外觀表現罷了。我國城市間人才爭奪戰，實際上是城市間競爭走出政治經濟學授權競賽的螺旋，向國民經濟體系之間的產業鏈競爭迴歸，走向更高端業態和增長機制的前兆。這一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現象在中國出現十分難得。歸根結底，人才的競爭是產業升級的競爭，產業升級的競爭使我國城市間競爭回覆其效益經濟學競爭的本義，中國現代化進程由此上了一個新台階。深盼國內各界能夠敏鋭捕捉這一經濟發展變革的機遇，走出更加輝煌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