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犯3大錯誤致全球治理難 中國作用正當其時

大國崛起，需要大國外交!

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崛起成為世界的一抹亮色，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實現了從“韜光養晦”到“大國外交”的重大轉變，外交新理念不斷推出，南海推進戰略，APEC與中國，亞投行，“一帶一路”，種種新舉措，令世人炫目，充分體現了大國外交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中國的周邊形勢仍存在若干不利：美國高調推行所謂亞太地區“戰略再平衡”，釣魚島爭端，南海問題，朝鮮核問題，台灣問題……紛爭不斷，波譎雲詭。秉持特色大國外交政策的中國，該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中國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積多年研究中國外交和大國戰略的成果，對中國近幾年外交政策和事件進行解讀，為你揭秘中國外交大格局的大國智慧，講透特色外交全球佈局的奧秘，全面預示中國外交未來30年走向。

原題：中國的外交很軟弱？這位學者對於鷹派鴿派的論述一針見血!

2017-08-25 瞭望智庫

嘉賓 : 王帆 | 外交學院副院長

主持: 武君 | 瞭望智庫國際觀察員

1

即使戰爭明天就要來臨

外交官今天也會站在桌前跟對方進行談判!

主持人：有種論調説，中國的外交很軟弱，都是鴿派，在立場上不夠強硬。您怎樣評價這樣的言論？其原因何在？

王帆：我覺得外交官就是鴿派。因為，我們的外交官就是要去追求和平、捍衞和平，努力維護國際和平的局面，這是毫無疑問，外交官的任務就是如此。外交官的目的就是通過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危機和重大的戰爭隱患，這就是外交官的使命。

至於很多人覺得中國外交軟弱這一點，實際是一個巨大的誤解。我們國家的大戰略就是和平發展，所以外交官必須要在這樣一個大的戰略指導原則下去開展工作。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是外交部執行相關的政策，而不是外交官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外交官的職責就是用非武力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而軍隊永遠是為戰爭而準備的，它是為了一個最壞的結果去做準備的，就是説戰爭來臨的時候軍隊要挺身而出。二者都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只是他們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換句話説，即使戰爭明天就要來臨，外交官今天也會站在桌前或者坐在桌前跟對方去進行談判，最終要避免戰爭的發生，這就是外交官的責任。

2

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

不是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個人的好惡可以決定的

主持人：如今，特朗普的內政外交有很大不確定性。那麼，對比前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時代的對華政策會有哪些不同？中美關係又會怎樣發展？

王帆：總體來講，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中美關係一直不斷向前發展。甚至是美國當年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這些人在回顧1979年中美建交的時候都感慨道：當時都沒有想到中美關係能有現在這麼長足的發展，相互依存程度會這麼深，這麼廣。30年前還覺得中美能夠實現正常的交往已經很不容易了，但是我們現在的這種關係發展已經到了非常深化的程度。

所以，總體來講，中美關係一直在不斷的發展，而且造福於兩國人民，也造福於很多國家。因為中美兩國，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且中國的GDP已經是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好壞，直接影響到國際社會的穩定。它不僅僅具有雙邊的意義，更具有地區的意義，還具有全球的意義。過去，中美關係也有各種各樣的波折，也會有各種各樣的分歧所導致的問題，但是，中美兩國的決策層始終是站在一個戰略高度來看待這個關係，最終把握住了向前推進中美關係的大趨勢。

中美之間確實存在競爭。比如在傳統能源領域。因為石油是不可再生資源，一個國家需求量大，另一個國家肯定會受到影響。關鍵是怎樣處理這種競爭關係。實際上，競爭它有它好的一面，市場也是鼓勵競爭的，會推動自己國家變得更好。從這個角度來講，競爭戰略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關鍵的一點是在競爭過程中，我們不能使用負面的手段。比如説，在競爭過程中，我要使自己變得更好，就要使對方變得更壞，通過這種方式來阻止對方的發展，來使自己在競爭過程中取得優勢，這是惡性競爭。

中國所推進的競爭是一種良性的競爭。在這個基礎上，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好，要推動新型大國夥伴關係也好，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使得這兩個國家能夠形成一種良性的競爭關係，我們彼此追趕，在競爭的過程中能夠互利共贏，這才是中美關係的最高境界。

客觀上來講，中美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經發展到如此之深，不是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個人的好惡所能夠決定的，它是一種潮流和趨勢，我們必須要推動這種關係向前發展。從特郎普總統上任半年有餘來看，我們還不能完全地看到他未來的政策，因為很多的官員都還沒有到崗。在剛剛上任的這半年內，他還處於試水階段。

但是，中美首腦已經有過多次會晤，而且談得非常的好，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的發展方向也在兩國領導人之間達成了高度共識。在很多重大國際問題上，包括朝核問題和反恐問題等，兩國都達成了很好的戰略共識，這些都為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且，現在美國強調優先解決經濟問題，也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的問題。這些問題中美兩國在很多交往層面上進行着非常深入的談判，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我國一直致力於推動中美關係向良性競爭方向發展，為此也做了大量工作，承擔了大量的責任。在中美關係中，中國是維護中美關係大局中一個重要因素。在很多關鍵的節點上，中國都體現了對於相互依存、互利共贏價值的尊重。比如説，當美國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時候，要是按照西方的所謂權力政治的邏輯，中國應該去進一步的去加速它的衰落。因為這個權力政治的邏輯就是你好我差或我好你差。但是，我們在美國所遇到困難的關鍵節點上，我們都雪中送炭，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對於中美關係的戰略高度。我們希望美國也能夠有這樣的戰略境界，使得中美關係能夠造福於人類。

3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實質就是把互利共贏落實到我們的外交政策中去。

主持人：您當時寫《大國外交》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麼？

王帆：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基於兩點。第一點，是國際形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第二點，中國國家實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在這個前提下，我覺得中國的外交肯定需要呈現出新的一些特徵，這是我寫作這本書的一個主要的動機。

説到國際形勢出現巨大的變化，我們知道，自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國際格局就進入了一個轉型期——兩極格局，分別以蘇聯和美國為代表的陣營。蘇東陣營解體之後，其中的一極消失，世界進入到了一個漫長的一個轉型期，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國際格局。

在這個時期中，中國的實力不斷的隨着改革開放的推進得到發展。一個重要節點就是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我們GDP總量世界第二，亞洲第一。而且，中國確確實實對國際經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包括援助非洲、拉美等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維和領域我們也在承擔着巨大的責任。

而國際社會進入轉型期之後，面臨着很多的問題，傳統的大國用傳統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中也面臨很大困難。比如説反恐為什麼越反越恐，那麼可能就是因為沒有按照中國人所講的標本兼治的方式，而是以簡單外科手術式的方式引發出更多問題。關鍵的問題就是沒有標本兼治，沒有基於發展的理念去推動國際社會的向前發展。在很多的方面，傳統大國仍然是要極力維護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有利於傳統發達國家的秩序。而其他國家始終無論怎麼發展，都不可能進入主流，不可能享有和他們一樣的權利。所以，這樣的一個格局也到了新的轉折關口。

再者，傳統大國出於保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很多國際問題持有消極的態度。比如，埃博拉病毒其實70年代就有了，但是由於得不到國際社會尤其是主要大國的關注，它再度流行起來，給整個非洲地區以及國際社會都帶來巨大的傷害等。這一系列的問題，包括最近幾年推進經濟全球化，美國總統上來就説美國優先，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歐洲經濟由於高福利制，陷入了經濟的發展瓶頸，也採取這個貿易保護主義，導致人們擔心的經濟全球化出現逆轉。

在所有這些背景之下，中國將怎麼做？這很關鍵。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影響力的一個國家，是重要的中國變量，中國所採取行為的這樣所體現的這種方向性，直接決定着這個國際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習主席在2014年正式提出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就是説我們這個國家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我們要對人類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都需要有隨着形勢的變化以及自身實力變化所作出的相應的調整。我寫作這本書的主要的目的也是想讓人們瞭解為什麼我們要提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我們中國目前所擁有的經濟上的積累、文化傳承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決定了中國能夠採取新的探索式的創新式的中國道路。中國特色到底是什麼呢？我覺得就是抓住一點，互利共贏。要把互利共贏的方式，踏踏實實地落實到我們的外交之中，這就是我們的核心。

再有就是命運共同體，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就是強調一個共同性，強調人類共同面對很多的挑戰和威脅，是任何單一的國家所不能解決的。我們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讓大家意識到很多重大的問題，必須同舟共濟，必須攜手才能夠解決，我們的利益都是一致的。我們只有把整個利益的蛋糕做大，每個國家才能夠分得更多，這就是我們推進命運共同體最初的想法。

這些想法都跟傳統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有本質區別，這就形成了中國外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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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世界期待中國的崛起

雖然一些國際輿論固守成見和偏見，始終對中國的發展抱有懷疑，但事實不斷證明，中國的崛起符合歷史大勢，也契合愛好和平的人們對於人類未來的期待。

從歷史上看，蘇聯的崛起緣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危機，而美國的崛起緣於歐洲制度性的衝突，即所謂結構衝突。一種新興力量的崛起往往是原有霸權國和其維護的體系率先出現了問題。美國崛起的感召力之一是結束傳統帝國的殖民統治方式，從此美國帝國式的統治不再以佔領他國領土為目標，而依靠聯盟體系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等新型方式來實現對世界的領導。

如果説冷戰結束是蘇聯制度性探索出現問題的話，那麼冷戰後至今的20餘年，則展現了美國製度霸權的弊端和美國戰略中權力的濫用。在一超獨霸的20 年間，美國並沒有把世界引向更加繁榮，而因為權力的濫用，自身也陷入了困境。

美國的錯誤在於：其一，以國家恐怖主義應對非國家的恐怖主義，導致反恐擴大化，從而自設困境和自陷困境。其二，美式霸權始終沒有解決與他國對立的問題。美國由於自陷困境，又試圖繼續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導致美國與多國產生對立狀態。其三，美國正在喪失活力。在制度性霸權陷入困境而美國不斷出現歷史性霸權喪失的恐懼的情況下，美國正變得更加利己自私，從而在提供公共產品上變得小氣，比如不斷指責他國搭美國便車，而從來不提美國從提供全球公共商品方面獲得的紅利。美國正變得更加保守而缺乏活力，在國際制度變革與完善的過程中變得畏首畏尾，排他性、小團體、富人俱樂部的思想濃厚。美國在全球的聯盟體系基本上是發達國家，具有很強的排他性。G7 峯會只限於發達國家，TPP 是明顯的、排他性的富人俱樂部，美國在東亞戰略的實質還是拉幫結派，以阻止他國發展的方式來促進自身發展。只是在中國等新興國家的不斷推動下，美國才開始對G20 表現出興趣，但基本上也是被動的。

在國際平台上，美國提出的新議案正在不斷減少，而指責和打壓他國的做法卻不斷增多。美國在國際制度，包括氣候變化等問題上，正變得保守被動，缺乏主動進取精神。

美國不再慷慨，不再容易合作，不再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不再具有領導精神和領袖意識。美國正不斷喪失作為一個領導者的強大形象。

在美國的衰落中，中國開始崛起。美國的衰落不是因為中國崛起而造成的，而是因為美國自身的錯誤引發的。

當前國際秩序混亂，赤字上升，埃博拉疾病等一些重大的全球問題無人問津，一些國家過分強調國家利益至上，將重大而迫切的人類共同威脅視為與己無關，而高掛免戰牌。反恐越反越恐，大量難民問題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歷史舊賬的再現。

國際體系越來越難以適應轉型了的現實，這個基於二戰後現實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已經無法真正調動和推動國際社會對於繁榮與發展的需求。二戰後的體系雖然經歷20 世紀70 年代等幾輪調整，仍然無法滿足國際社會變化的現實需求。國際社會越來越期待積極變革的建設性力量的介入。

全球治理困難重重，角色缺位，責任缺位，國際社會急需變革性力量的參與，急需新觀念、新舉措的落實到位。

顯然，中國發揮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正當其時。

中國的崛起方式一開始即強調共贏，這是完全不同於美國壟斷式的霸權方式的。合作共贏不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而強調互補式的相對獲益，共同致富。

中國追求可持續發展，這是謀長遠的大智之舉。中國一直主張一個國家的繁榮不可能建立於別國貧困的基礎之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立足於從關乎各國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入手，不追求形式，不搞花架子，不是蜻蜓點水，而是幫助他國謀求長期的、紮實的基礎建設。中國完善和變革國際體制的意願強烈，觀念具有引導性，憑藉主動進取精神獲得支持和理解。僅2014 年的北京APEC 會議，中國即提出50 多項議案。中國不僅利用主場外交發揮主動作用，在其他國家平台也不斷提出和推動新的議案改革。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在所有涉及國際體系的主張中都強調開放性，這就與美國的排他性構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比之美國的TPP，中國在倡導亞太自貿區的戰略設計上視野更為廣闊，思慮更為周全，強調的受益面更為普遍，而且立足於現實，謀劃於長遠。這一設計也同樣不是針對美國的，而是支持和歡迎美國發揮積極作用。

在地區安全的問題上，亞洲新安全觀符合亞洲的現實，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和現實可行性。這摒棄了傳統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權力制衡的理念，超越了權力政治的零和博弈觀，以合作為基礎，以互助為原則。

美國固守的聯盟安全體系是二戰後的歷史遺留產物，美國至今仍在強調其對於國際和平的維護作用，卻全然無視這一體系對於地區熱點和衝突的助推影響和結構性傷害。這個體系對於美國維護世界霸權有利，美國便不再顧及聯盟體系外國家的安全訴求。美國聯盟體系對他國安全的損害是明顯的，強調局部高於整體，而中國主張大多數國家都能受益的多邊的全面的安全結構。

中國不僅主張開放、不排他主義，在國際責任方面也在踐行大國義務。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貢獻最大，中國在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明確表示歡迎搭便車。這不僅是一種氣勢上的慷慨，更是一種大國的胸懷和責任意識。“一帶一路”的構想和實施，金磚國家銀行的建立，均不是傳統意義的囿於集團或區域性的考量，而是力求更高程度、更大範圍的非集團化、跨區域、全球化範圍內的共同發展的主張，這不是獨佔的、壟斷性的霸權思維能夠揣度的。

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沒有明確的國別威脅指向，而強調協力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這在國家誕生以來的500 多年的現代國際關係史中具有開創性。

中國的安全戰略是基於發展的，並且是基於共同發展而制定的。從戰略上保障不排他，不製造對於他國的威脅。合作共贏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理念也貫穿在安全戰略之中。中國以非傳統安全為重點推進合作。中國的發展是帶動一大片的發展。

中華民族復興的含義是以新型合作方式化解大國間的惡性競爭，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實現國家間差異化共存，向世界提供更多更大的正能量。

從未來看，如何更好地幫助他國，由第一輪粗放式的走出去走向第二輪精細式的走出去，實現良性互動是中國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的基本前提。在國際機構中能否制定出領引性的議題、先進的規則是中國大國軟實力能否真正壯大的標誌。中國如何轉化資源為能力，如何運用能力，如何更好地發揮影響力，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成敗的關鍵所在。

基於以上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崛起不是單純的GDP 的崛起，也不是僅僅指實力的壯大，更是推動和倡導新理念、新思想，促進國際體系、國際秩序更為公正合理的發展進程。

如果中華民族的復興意味着世界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那麼中華民族的復興將既造福於中國自身，也造福於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這樣的復興理應得到支持，也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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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第四章《中國與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第一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牽一髮動全身，不僅有地區意義，更有全球意義，是中國未來的全球戰略能否有效實施的關鍵所在。在戰略思考上必須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中美兩國在未來的競爭或較量中都不可能以戰而勝之為目標。中美之間不會出現簡單的替代關係，只能是共生共存，因此，中美之爭的最佳結果是中美兩國化敵為友，化競為合。中美已經實現了化敵為友，但要避免重新出現化友為敵，關鍵是促進合作，管控危機。對中美兩國的戰略決策者而言，如何更好地實現相互塑造，由不對稱塑造走向對等的相互塑造，彼此適應，彼此尊重，合作共贏，這是擺在兩國面前的新的歷史性課題。

中美關係具有複雜性，是一種競爭與合作交織的關係。中美不僅是合作伙伴，也是競爭夥伴。競爭可以帶來合作和促進合作，關鍵是抵制惡性競爭，推動良性競爭，讓彼此在競爭中變得更好，而不是彼此削弱，這樣也就最大限度地發揮了競爭促進合作的作用。中美要追求更好的合作效應。中美是合作伙伴，中美關係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相互補充與完善可以產生溢出效應，合作可以增加合作的附加值。

正如習主席2015年9月訪美時指出，中美關係要隨時而動，要順勢而為。

中美關係要隨時而動。中美關係是動態發展和變化的，絕不是一成不變的。過去30多年，中美關係如此長足地進步和發展，是前所未有的，是隨着國際形勢和國際格局的變化而發展的，反過來也促進着國際格局的轉變。

隨時而動，就是要與時俱進，面對不斷變化的現實，及時調整不符合不適應中美關係發展的因素，不斷探索和創新。現在中美關係之間面臨的問題有些是老問題，但也在不斷出現新問題、新挑戰，絕不能對中美關係持靜態的線性的觀點。中美關係不進則退，以傳統守舊的思維和做法處理不斷變化出新的中美關係是不行的，而要不斷隨時而動，與時俱進。

中美關係還要順勢而為。中美關係要順應大勢，順應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大勢，順應國際政治民主化的大勢，要順應越來越多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羣對完善國際秩序的合理要求，要順應這個時代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的迫切要求。

一、中美競爭性相互依存關係探析

中美關係自建交以來正呈現出緩慢的嬗變，中美之間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對手，“非敵非友”也難以界定中美關係的性質。中美關係正呈現出涵蓋對手與朋友的雙重性質。中美關係未來前景仍存在不確定性，既可能退為對手/敵手關係，也可能上升為真正的夥伴關係。

以往看待中美關係，往往採用單一的視角，難免出現片面性，而這種片面性又常常導致觀點的左右搖擺。從今後看，中美關係的變化取決於競爭與相互依存這兩個變量的變化，冷戰後的中美關係變化表明：首先，競爭的性質在變化，非零和競爭在上升;其次，相互依存中的安全依存在實踐中已經得到證實，但在理論和政策層面上還沒有充分體現;其三，競爭與相互依存互動關係的特徵和趨勢還有待深入研究和把握;其四，必須避免對立與相互分割的兩個極端做法，從競爭與相互依存的複合視角來審視中美關係，競爭與相互分割的視角均不足以全面把握中美關係，必須從競爭與相互依存的有機聯繫中認識中美關係的發展脈絡。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中美兩國關係中競爭變量的變化：首先是競爭性質的變化，其次是競爭模式的轉變。

(一)中美之間競爭的性質和內涵均出現嬗變

從概念上看，競爭具有多重性，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惡性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中美之間存在競爭，但出現兩種傾向：首先，不影響別國發展的自我競爭在加強。許多大國關注國內自身發展，立足於內部挖潛和完善內部機制。這種自我超越式的發展不會激化與別國的矛盾和衝突。其次，隨着溝通、交流以及協調機制的逐步增強，各國間的競爭正在規避零和博弈模式，向着雙贏共贏的合作模式發展。

在以上兩種趨勢下，中美之間的競爭也經歷着歷史嬗變，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

首先，中美競爭是現實存在。歷史造成的結構性因素仍在發揮作用。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的利益都在拓展，中國的“走出去”戰略使得美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利益競爭局面。

其次，中美之間的競爭存在不對稱性。所謂“潛在的戰略競爭”是由美國引發的，是由於霸權主導國對於可能出現的未來大國的防範引起的，而中國一直試圖避免這種競爭的出現，避免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一直努力將這種競爭限制在合作與依存的主流之下，使競爭不至於出現失控。

第三，中美戰略博弈更多是在多邊獵鹿博弈的框架下展開。中美之間面對共同威脅的嚴峻性，使得中美互為對手的現實可能性減少。雙方的博弈正呈現出新的雙重博弈的特徵，既有交叉與重疊區域，也有對立的區域。中美戰略博弈呈現的特殊性包括：第一是更趨理性，競爭中的理性博弈正在成為共識。第二是中美競爭處於多重博弈之中。中美之間既有多邊獵鹿博弈中的合作與協調，也有雙邊博弈。中美之間的雙邊博弈正在越來越多地被多邊獵鹿博弈取代。

第四，中美之間的競爭呈現出多元性，總的趨勢是由過去單一的軍事競爭轉向多元化的競爭。競爭早已不再是單純軍事領域的競爭，而是轉向了經濟和其他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國家競爭也轉變為系統競爭。

總之，在中美競爭中出現了非對抗性競爭和對抗性競爭交織的狀況。所謂對抗性競爭，是指可能引發直接軍事衝突的競爭，而非對抗性競爭，更多涉及經濟、環保等領域，引發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大。從中美關係的競爭來看，非對抗性競爭，即在無形領域的競爭越來越多，非對抗性衝突成為新的衝突形式。

(二)從權力競爭模式的視角來看，中美關係已由權力競爭模式向軟實力競爭模式轉化

軟實力競爭更多體現為影響力的競爭，影響力更多體現為吸引力，而不直接等同於強制力和控制力。同時軟實力競爭也體現在制度構建領域，即面對如何維護與完善現有制度，或不同制度間如何共存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更需要合作與溝通來實現。國際制度是一項軟實力資源，而軟實力資源轉化為軟實力的關鍵，在於一個國家在國際制度建設中所能提出的理念、議題、感召力和動員能力。軟實力競爭具有較強的互補性與共存性，軟實力競爭也為合作找到了新的生長點。

以上變化帶來了中美之間競爭觀的改變。多元競爭分散了矛盾焦點，競爭中的合作減少了原有競爭的對立成分。中美關係雖然具有競爭性，中美之間有對抗，但對抗程度大大降低，這應該成為理解中美戰略關係的一個關鍵性因素。競爭不可避免，但競爭不會輕易失控，亦可稱為“競而不破”，這是中美之間競爭可定性的現實。

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中競爭的自變量，尤其是軍事安全領域的潛在競爭，也會帶來負面影響。現在美國一些人仍強調中美意識形態對立，視中國為潛在對手，尤其按照實力政治原則，視中國為最具潛力的軍事競爭者，強調對中國的防範。在軍事上的防範和競爭，表明中美關係並沒有消除對手或敵手的擔憂，還存在成為對手或敵手的可能性。簡而言之，一些美國戰略決策者仍以中國戰略未定論來看待執行和平發展戰略的中國，視中國處於“戰略十字路口”，這使得中美競爭關係仍存在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