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變局下的世界貿易規則調整及中國應對

【“歐洲與世界形勢變動下的中國策”系列稿件⑧】

8月19日，由國際政治與金融安全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室、光明網理論部聯合主辦的“歐洲與世界形勢變動下的中國策”研討會在京召開。與會專家圍繞“歐洲與國際政治與安全”“歐洲與國際經濟格局走勢”進行發言討論。光明網整理發言專家觀點，由光明網理論頻道獨家刊發，以饗網友。

作者：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亞太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毛維準

2017年6月19日，英國與歐盟正式開啓了第一階段的脱歐談判。英國此前一直希望採取“硬脱歐”模式，即離開單一市場與關税同盟。而歐盟的態度也相當強硬，此後對英國態度的軟化，德國總理默克爾強調，英國脱歐不可逆轉。伴隨着英國脱歐進程的是歐洲規則體系的調整，其中貿易規則調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全球貿易規則網絡體系迎來重調

在英國脱歐成為定局之後，英國與歐盟各自就相關議題發表了指導文件和白皮書報告。雙方需要在初定的兩年時間內處理貿易問題、移民問題、“分手費問題”、民眾權益問題與英國-愛爾蘭邊境問題等最重要的五個談判議題。其中，雙方在貿易問題上的談判最為關鍵，分歧也最為明顯。歐盟已經多次強調英國必須先離開歐盟，然後才能開展新的貿易談判；同時，英國希望能夠維持“最自由、最無摩擦”的貿易關係，但是歐盟方面則直接強調不存在無摩擦的貿易安排。

英國與歐盟貿易關係發展可能分三個階段，首先，在2019年3月之前，英國與歐盟的貿易還是會遵循歐盟之關税同盟的規定；而之後歐盟與英國之間的貿易可能會選擇接受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制約；最後在歐盟與英國達成新的貿易規則後，則接受新的貿易規則的調控。

國際貿易制度，既包括全球性的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也包括各個地區與國家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或者關税同盟等，共同構成了立體式的國際貿易規則網絡體系。不同的規則之間既相互聯繫，又相互影響，但是一些國家的某些規則的影響力會比其他國家的特定規則影響力更大。歐洲是國際關係基本規則的起源地與國際交往規則應用的中心區，它自身便是一個基於談判與規則建立起來的行為主體。無論歐盟還是英國，規則都是一種基本“生活方式”。歐盟與英國談判涉及到的局部規則的變化調整與特定議題的重新調適，極有可能影響到全球性的、立體式的規則網絡體系。

歐盟的談判指南指出，其與英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議題範圍不僅僅是貿易，還應該納入其他議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歐盟的談判指南同時強調，這些貿易協定應該是“平衡的”“有遠見的”並且“範圍廣闊的”，但是肯定有別於當前的單一市場體系。

貿易規則的“再平衡”

當前，國際舞台上逆全球化趨勢乍現，民粹主義思潮崛起，全球化規則體系遭到重大沖擊；同時，價值鏈、高標準門檻與議題互嵌等新因素也對貿易規則體系調整提出了訴求。英國脱歐是不平衡的國際貿易規則影響國內政治生態的結果，它為調整國際貿易規則體系提供了一個不破不立的契機。

在未來，歐盟與英國關係的調整會將現存的挑戰與新的因素納入到貿易協定之中。目前，英歐關係未來可供選擇的模式包括普通的WTO成員模式、以土耳其為樣本的歐盟關税聯盟模式、以歐盟-加拿大為樣本的自由貿易協定普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模式、以瑞士為樣本的歐洲自由貿易協定（EFTA）模式，或者以挪威為樣本的歐洲經濟區（EEA）模式等。但是無論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作何調整，都必然會為其他國家的貿易規則談判與貿易關係調整提供深刻示範。

當然，貿易規則的再平衡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未來國際貿易體系也將會迎來較長時間的動盪期。特別是，英歐之間的談判會受到當前國內政治生態與國際外部壓力的制約，加上民粹主義推波助瀾，各國大選等政治週期影響，英歐的框架談判與未來的貿易談判必然會面臨重重困難。隨之而來的則是，全球貿易的波動與規則制定的巨大不確定。

應對貿易規則大調整時代的到來

英歐脱歐談判一直吸引着各個國家的注意力。面對“英國脱歐”及貿易關係的調整，若干國家都已經提出跟英國進行單獨自由貿易協定磋商，特別是澳大利亞與美國正積極努力，希望能夠早日進入與英國談判磋商的優先議程，同時英國也對推動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產生興趣。

在此時間，我國應該首先採取主動態度聚焦英國與歐盟的談判進展，把握貿易規則的具體變動，積極評估規則變動對中國的影響，以整體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正在實行的自由貿易協定並適時作出調整。

其次，在英國與歐盟貿易關係的三階段變動中，積極充當利益相關者角色。同時，推動中國與英國以及中國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維護自身利益，並實現兩個自由貿易協定之間的平衡。

第三，展現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的影響力，爭取在具體規則上影響英國與歐盟在貿易領域的規則談判，特別是在與中英自由貿易談判和中歐自由貿易談判等設計中國切身利益的相關議題方面。

最後，把握貿易規則大調整與再平衡的契機，參與到貿易規則調整與創設中，扭轉在現有國際貿易制度與世貿組織談判中的不利地位，影響並調整相應規則，以“規則紅利”的方式維持並提升中國在貿易領域的話語權與形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