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過度“維權”加劇社會焦慮

悲劇總是很突然。一個到健身房鍛鍊的年輕姑娘，上跑步機僅兩分鐘後猝死;據説身體不錯的中年男子為贏取優惠券，參加商家跳繩活動時突然倒下;精神病人上錯公交後失蹤，後被發現死在一座廢棄工地。這些悲劇觸動人心，隨之而來的鉅額“索賠”或追責，在信息時代傳媒的放大效應下，更是成了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爭議事件。

好端端的家人沒了，遺屬在悲傷之餘，弄明白死因，找到“責任者”，討個説法，依法索賠，不僅是人之常情，也是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公民願意為權利而鬥爭，本身就是現代法治得以良好運轉的必要社會條件。

但正如“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變成了謬誤”，過度的“維權”很可能演變為糾纏胡鬧，非理性的訴訟很可能變成“濫訟”，沒有根據的天價“索賠”也會引起輿論的反彈而得不償失。這不僅導致寶貴司法資源的浪費，還使得全社會因過度索賠而“過度自保”，甚至陷入人人自危。結果是，維繫社會運轉的社會信任遭到傷害，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法治共識受到侵蝕，真正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轉型期本就相當敏感的社會心理受到衝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社會焦慮感更加劇烈。

我們的社會實際上已經在承受過度“維權”濫訟的惡果。由於擔心家長“維權”，有的中小學已經儘可能減少體育課、集體出遊與課外活動。結果在今年徵兵體檢中，體檢“不合格率”高得驚人，某地級市徵兵體檢淘汰率竟然高達56.9%。為了促進突發心臟病急救工作，國家和一些企業在地鐵站、公園等公共場所配備傻瓜式“自動體外除顫儀”等心肺功能復甦機，但卻遭到不少單位拒絕，因為哪怕用除顫儀將人救活了，也很可能因為採取了電擊方式而面臨鉅額索賠。在社會轉型期，“轉型中國”也是“忙碌中國”，節奏快、壓力大，過度競爭，人世沉浮，部分羣體本就存在心理焦慮。而過度“維權”濫訟顯然使得社會焦慮感百上加斤。

在法治社會，只要有合法的訴因，法院不會、也不能因索賠額度過高而拒絕受理。無論索賠額度高低，法院都應依照法律確定是否侵權，依法分配責任，裁決是否賠償以及具體數額，杜絕通過訴訟來牟利和碰瓷的可能。

但在社會轉型期，法院也不能被動地充當法律的“自動售貨機”，而應以高度的主觀能動性，嚴格依照法律的準繩，準確體察時代的脈動，以符合法治精神的高質量判決，來呼應時代需求和主流價值觀，從而在定紛止爭的同時，發揮法律對社會的引領功能。轉型國家可能給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何嘗不也藴育着產生偉大判決和偉大法官的契機呢？(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