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偉：對“警民關係”的定位需要再認識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警察執法的爭議性事件時有發生，這些事件的是非姑且不論，其折射出警察執法環境的複雜化，倒是更加值得關注。

在我國，警察被稱為“人民警察”，其職責是打擊違法犯罪、維護公共安全。一方面，警察要使用適度的暴力，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威懾、遏止;另一方面，“人民警察”的稱謂又特別要求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秉承親民、愛民的理念。這在利益訴求相對單一的年代似乎不難實現，因為警察執法的環境是相對簡單的、確定的。

改革開放之前，社會公眾對警察是充滿了敬畏之情的。警察的形象是打擊犯罪、除惡務盡的公眾利益“守護神”，所以“敬”;警察掌握着治理民事事務的強制力量，所以“畏”。但對於自認為遵紀守法的老百姓來説，“敬”的成分更多，因為他們從未想到自己會成為警察的打擊對象。

從把撿拾到的五分錢交到警察叔叔手裏的招貼畫，到電影《今天我休息》、《黑三角》，其所傳遞的警察形象無一不是正義、神勇。在公眾的心裏，警察對敵人的狠與對人民的愛這兩個維度被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改革開放之後，社會日趨複雜化、多元化、流動化，這給警察執法帶來非常大的挑戰，遠非一句“嚴格執法，熱情服務”所可解決的：

第一，整個社會不再是鐵板一塊的單位制社會，隨着流動性上升，社會治理難以繼續採取整齊劃一的控制方式以約束人們的行為。警察執法面臨的難題隨之增多。

第二，社會公眾的權利意識、法律意識、監督意識覺醒，他們往往會採取各種手段維護自身的權益，包括合法或自認為合法的權益。公眾已經實現了對警察執法的“祛魅”，深知警察執法也必須在法律與道德、動用暴力與維護人權之間進行權衡。

第三，在信息高度透明的時代，違法犯罪形態出現了虛擬化的新變化，而且公眾可以通過越發便捷的自媒體對警察的執法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甚至採取輿論動員的方式對警察執法進行抗衡、施加壓力。

在這種背景之下，過去一直存在於人們心裏的“警民關係”與當前出現的新變化形成“不適應”。在現代西方國家中，警察與民眾是執法與被執法的關係，維度比較單一。而中國目前仍有相當一部分民眾認為自己不是違法犯罪的“壞人”，警察與自己是“服務”關係，缺少了對“執法與被執法”關係的認識。一些警察內心其實也存在類似問題。

加之，警察、特別是基層的警察處於權力體系的末梢與社會的結合部，近年來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報道更傾向涉警的負面化新聞，嚴重損害了人民警察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形象，這也造成民眾對警察敬畏感的下降。

面對複雜化的執法環境，我們的執法力量要正視這一變化並積極因應變化：首先，應在社會層面釐清、強化警察的執法角色，提升執法的權威性。其次，應意識到“警力有限，民力無窮”的含義，吸納社會公眾參與到治理公共安全問題的過程之中。第三，警察要提升自身的執法素質和學習能力，增強自身的靈活性與適應性，審時度勢地採取適當的行為。

公眾對自身與警察的關係也需要有新的認識，警方則應以更為嚴格、規範的執法引領公眾，讓這種新認識直觀化、具體化。同時執法人員應具備公關意識和溝通能力，讓公眾在理解執法行為的基礎上配合執法行為。(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