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光：“有為政府”離不開市場磨礪

《環球時報》於8月22日刊登清華大學講席教授文一題為《“自由”市場須由強大政府提供》的文章。該文以英國產業革命為例，闡述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觀點立意新穎，啓示性強。

然而，文中使用的部分概念及涉及中國的事實部分似乎需要進一步明辨，本文嘗試就其有關觀點與論據提供自己的粗淺之見，與文一先生及廣大讀者共同探討。

首先，“三大非市場要素”有被誇大之嫌。文一認為，眾多市場經濟國家中只有英國發生了產業革命，原因是背後的三大非市場要素作用，即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作為公共品的統一大市場和完備的市場監管。文一認為，上述三要素的建立成本非常高昂，只有“有為政府”治理下的國家(比如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才能具備這些條件，否則就會被阻攔在工業革命以外。文一還舉例説，“雖然私人產權保護制度和民主體制都已基本就位，但歷史上的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並沒能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和英國沒有可比性。

一，社會分工體制的建立是工業革命的前夜。在明代，中國紡織業的社會大分工已經完成，“江南六(市)鎮”就是典型——不需要海外擴張即可規模化，不需要搶佔殖民地，就可將世界的白銀賺到手。當時的政府在這方面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三大非市場要素”基本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力量起了主要作用。

二，誘發產業革命的“妙拳”是對科學技術的發現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而中國當時並無這方面的概念。即便歷代帝制時期，地方衙府有土地財產糾紛判例，但在皇權高於一切的專制體制下，連法理的“物權”概念都沒有(清末民律草案即立即廢，不足為證)，“知識產權”就更不用想，這是一個需要承認的歷史事實。這並非討論“物權保護”到底需要多高的社會成本，而是物權保護觀念存在與否的問題。一念之差，相隔千里。

三，從現實情況看，工業發達國家在“三大非市場要素”建設方面做得都不錯，但是工業革命何時、在何地、以何種形式到來，總體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最好將其視為“偶然因素”。比如，第二次(電)、第三次(計算機)、目前的第四次(信息)工業革命主體都是企業，創造者都是相對不起眼的個人。如果突出強調“三大非市場要素”的作用，容易產生誤解，進而得出錯誤的判斷，尤其對發展中國家會產生誤導作用。

其次，“有為政府”並非天然存在。文一認為，如果“意識到這三個高昂社會成本的存在……一個有為政府是有效市場得以出現和有效運作的前提和保障”。

其實，“有為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含糊的概念。“有為政府”的反義詞是“無為政府”，究竟“ 有為”好，還是“無為”好？答案是“不做不知道”，有為政府是個以結果為導向的概念。進一步説，在期待“有為政府”的同時，也要準備接受“無為政府”出現的結果，不能只預期“有為”一種可能性。

人們可以期待政府是“有為的”，但這不能被等同為政府一定 “自動有為”。好比一個人懷着美好的願望去做一件完全沒有經歷過的“好事”，可是結果卻很不理想。文一説，必須承認“改革開放前30年對後30年的意義”。 這是毫無疑問的，從國家戰略角度看，前30年為後30年奠定了工業化基礎。但依作者的“非市場三要素”方法分析，前30年中“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作為公共品的統一大市場”的一部分(如技術開發以及教育事業)可被涵蓋進來，但還沒有足夠的解釋力。

總結改革開放前30年政府經濟工作經驗教訓時，我們喜歡説“一放就亂，一管就死”。正是汲取了這些經驗教訓，才有後30年大刀闊斧的改革。用“非市場三要素”來看當今中國經濟，可以説，過去30年裏我們繼承前30年的部分少，揚棄的部分多。因此嚴格來講，我們審視這段歷史時，更應關注過程，即政府“如何做”，這才是“有為”的真意，而非預先設定“有為政府”的前提。

由於不能排除政府犯錯誤的可能，社會需要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政府也應主動徵求民意，掌握經濟規律，這是經濟治理能力提升的漸進過程。縱觀全球，很多時候政府出於好意制定產業政策，但產業並沒有按照政府預想的方向發展。如果不學習，同樣的錯誤還會再犯。

再次，非市場要素並非一定是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文一認為，“自由市場並不自由……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

事實上，這是個滯後的判斷。建“公共品”的目的，是為市場的安定，減少企業的盲目行為，進而減少社會成本的損失，因此“有效的公共品”是必需的，但其成本並不一定是高昂的。它的建立和有效行使，就像胚胎髮育一樣需要應有的時間積累，伴隨着整個社會知識水平的提高和道德意識的深入人心，不可片面期待彎道超車。説“中國10年完成英國200年進程”是個善良的誤解，它大概只是就經濟規模而言，切不可認為整體國民素質10年提高的程度，可超人家兩百年。(作者是旅日華人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