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大國戰略定力!我崛起戰略應堅持周邊優先

原題：《外交轉型、利益排序與大國崛起》

作者：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教授

來源：《戰略決策研究》，2017年03期

當前中國外交成績是主要的。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外交同時在多個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外交政策覆蓋的面比較廣泛、頭緒比較繁多，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改進的地方。

我認為，中國外交中取得成功的方面，與堅持以國家利益為政策出發點的基本原則直接相關。而外交策略需要改進的方面，則與國家利益界定或排序不明確有關。以國家利益為對外政策出發點這個原則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要在實際決策中把握好並不容易。

20世紀90年代初起，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堅持了“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2001年學界首次出現對這一原則的反思和討論，此後討論不斷升温。討論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實力地位的增長是否已經到了經濟利益第一優先的國家利益排序需要進行調整的階段。學者們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形成較大分歧。

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很長的時期內，我國的總體戰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外交的主要任務是為中國的經濟建設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在這樣的背景下，韜光養晦的原則確實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0年以後，關於是否應該長期繼續實行韜光養晦原則的爭論變得更加激烈。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不同利益的客觀重要性已經發生了變化，不能再按照過去的利益排序規劃外交政策。除了經濟利益以外，其他領域的利益在中國外交中的重要性顯著上升了，不能簡單地將其他領域的利益讓位於經濟利益。國家利益重要性的排序變化，要求外交工作更準確地把握以國家利益為外交出發點的原則，簡單地堅持韜光養晦原則已經無法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了。

2013年中國外交從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首先就是調整了外交政策所服務的國家利益排序。這體現為外交戰略目標的轉變，從創造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國際和平環境，轉向塑造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際環境。

其中隱含的信息是，經濟利益在中國外交中已經不是首要的、壓倒性的利益考慮，我們的首要利益是從是否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角度來考慮一切外交政策，考慮我國和國際社會之間關係，考慮我國與其他國家的戰略關係。

這個轉變符合中國綜合實力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的實力地位變化，也符合經濟利益已非首要利益的客觀變化。雖然這個戰略轉型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着需要解決的問題。

依據綜合國力將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外交首要目標是合理的，但綜合國力是由不同實力要素構成的，在具體外交問題上的策略需要根據相關的國力要素來界定。例如，我國與美國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要大於經濟上的差距，因此我國在安全問題上承擔的國際責任就不能像經濟問題上承擔的國際責任那麼大。對於具體問題上的國家利益界定和政策制定需要細緻的實力與目標的可行性研究，不能以綜合國力為制定解決具體問題的政策基礎，要遵守實力要素不可轉換性的規律。

當前，學者們在半島問題上的觀點存在着較大的分歧，其主要原因是大家對我國在半島的利益認識不同，特別是對無戰與無核兩者的利益排序認識不同。認識上的差別，導致對無戰優先還是無核優先的爭論。有人認為既要無戰又要無核。這種魚與熊掌兼得的想法符合人類願望的本性，但不符合人類的能力。當兩者不可兼得時，人只能選擇其一或者兩者全失。對於兩個不可兼得的利益進行排序，是我們制定符合客觀實際政策的前提，而不進行排序的結果則是兩者兼失的概率要大於得其一，更遠大於兩者兼得。

在韓國部署薩德的問題上和南海問題上也存在着相似的問題。例如，有關南海問題的爭論曾是維穩優先還是維權優先，即與東盟國家的戰略關係和島嶼主權兩者中何者對於中國崛起更為重要。

在薩德問題上的爭論與無核問題的爭論本質相似，都是我國現有軍事實力能支持我國在半島實現什麼樣的安全利益。當制定的利益目標超越我國軍事實力時，這種利益目標不但實現不了，而且還會影響我國的戰略信譽，從而造成不必要的戰略損失。

需要在準確認識自身實力地位的基礎上界定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的界定，並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靜態判斷。我們需要根據自身在國際體系中實力地位的變化，特別是具體事務上的實力地位，來界定我國具體的國家利益。當我們對自己在體系中的實力地位認識不準確時，對具體國家利益的界定也就會出問題。韜光養晦執行到後期之所以效益越來越低，其原因是我們的外交政策沒能及時根據實力地位變化調整對國家利益的判斷。

在我們成為世界第二大國之前，執行韜光養晦政策是合理的。在中國實力存在明顯不足，自身不受國際社會重視的時候，這種策略是有效的，它為發展自身實力提供了戰略機遇。然而，隨着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利益目標遠遠低於實力地位，促使“中國責任論”盛行，批評中國是不負責任大國的國際輿論給我國崛起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對自身實力地位認識不準確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低估自身實力地位，於是外交政策目標不符合實力地位，這是韜光養晦後期的情形。另一種則是高估自身實力地位，外交政策追求的利益目標高於自身實力，這是奮發有為外交戰略自2015年起可能會面臨的問題。低估和高估實力都會導致界定國家利益不符合實際情況，都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利益。

現在有學者提出“戰略透支”的概念，這個概念雖然不適於描述崛起國的冒進問題，不過這反映出一些學者認識到高估實力可能帶來的風險。

在中國實行奮發有為外交原則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要有積極作為，承擔和世界第二實力地位相應的國際責任，逐漸增加為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外交理念和國際倡議。我們不僅要承擔經濟責任，還要承擔更多的國際安全責任。通過提供更多安全公共產品的方式，滿足周邊國家的安全關切。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防止承擔的國際責任超越中國的國力，特別是具體的實力要素能力。目前，和平實現半島無核化是超越所有國家能力的，因此中國的無核化政策要符合中國的相關實力。

一國可以承擔什麼樣的國際責任，是相對客觀的。例如，聯合國規定，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應為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7%。目前，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未達到這個標準。按發達國家的這個標準，在中國GDP為10萬億美元的情況下，年度承諾的援助額度應不超過700億美元。在將我國定位為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下，我國年度對外援助的額度則應低於700億。

目前，中國的總體實力還明顯低於美國，因此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不應超過美國。目前，我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都將中國定位於崛起大國。中國説自己是國際秩序的創建者、維護者、改革者，“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些説法在原則上都沒有問題，但在制定具體政策時，需明確中國要維護什麼和改革什麼。

之所以我們對於國際秩序的具體政策不明確，其背後的一個原因是，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缺乏對我國具體實力地位的細緻界定和衡量。不瞭解我國某項具體實力能在現有國際體系內做什麼和做不了什麼，就很容易影響頂層設計和政策實施的效果。

此外，我們對“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兩者不做區分，甚至認為兩者是同一個東西。在釣魚島問題上，我們強調維護雅爾塔體系和秩序;在南海問題上，我們要改革美國主導海洋的秩序;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我們是維護還是改革國際秩序的政策不明。

這些問題很大程度上源於沒有區分“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機械錶和電子錶是不同的體系，走得準確與否是秩序。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國、崛起大國，我們的實力還不足以改變國際體系，但可以對國際秩序進行改革。

國際體系由行為體、國際規範和國際格局構成。我國不可能改變行為體，主權國家作為最主要的國際行為體在幾十年內都無法改變，要改變聯合國制定的以主權為基礎的現代國際規範也是超越我國能力的。

我們實力的增長有可能促進國際格局從一極格局向兩極格局變化，這將改變國際格局，且不遙遠。改變國際格局就會促進國際權力再分配，於是促使國際制度安排進行改革，於是建設成新的國際秩序。

這意味着，作為崛起大國，我國將在雅爾塔體系內對現有秩序進行改造。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就是對國際金融秩序的改變，是對國際金融權力進行的再分配，使其對新興國家更有利。

中國外交應堅持周邊優先

從體系層面，如果我們可以明確界定自己是一個崛起大國，是世界第二大國，在幾年內能發展成一個實力仍不如美國的超級大國。這應是一個務實的實力評估。

從當前的情況來説，我們在全球層面還發揮不了一個超級大國的作用，這超出了我國現有的實力。如果以一個全球超級大國的標準來制定外交政策 確實有出現戰略透支或過度擴張的風險。

然而，如果我們把自己定位於東亞區域超級大國，在周邊地區發揮主導國作用則是可以爭取的。東亞是我們所在的地區，是未來的世界中心，對我國來講，其戰略重要性超過任何地區。我們把有限的戰略資源集中投放於這個地區，所能產生的戰略收益將大於投放到任何其他地區。如果超越周邊地區，把戰略資源投到歐洲、非洲、中東、拉美，我們既發揮不了超級大國的作用，其收益也較為有限，甚至可能是事倍功半。

如果我們能將我國實力界定為世界第二但與美國差距仍很大，我們還能處理好外交政策中的周邊與大國的關係。

過去的幾年裏，人們一直在爭論中國外交的“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到底哪一個更優先。其實2013年的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基本確立了周邊外交的優先地位。然而，這一優先地位持續了不長時間就又讓位於“大國是關鍵”了。所謂“大國是關鍵”實際上是講美國是關鍵，而不是中國周邊的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國。否則有了“周邊是首要”的説法，“大國是關鍵”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客觀上，中美戰略關係的本質是競爭，這一點在未來很長時期都難以改變。今後十年，中美關係都回不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合作為主的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實力差距已經很大而且呈進一步擴大之勢，這意味中國在周邊地區可有很大作為。做好周邊外交對於中國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們與周邊國家的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雙邊矛盾，而不是美國挑撥的結果。因此，通過改善中美關係的方式來解決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是不現實的。我國與周邊國家的利益衝突是他們與美國形成共同利益的原因，因此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要從雙邊着手，而無法藉助美國的影響。*如果我們打牢周邊關係的基礎，在大國戰略競爭中的戰略主動性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外交需要進一步明確以周邊為優先方向。2013年提出的周邊“一帶一路”倡議值得我們重視。將一帶一路項目限於周邊地區，這符合我國的實力也符合我國的利益。把周邊“一帶一路”泛化為全球性的經濟網絡，這説起來容易，落實起來困難。2013年提出的相關概念已經泛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係。這些概念受到了聯合國的歡迎，其宣傳作用上升的同時其政策效力下降了。

作為崛起大國，我國的政策應先在相對有限的周邊地區產生效果，然而再向遠處推廣。美國是世界最強大國家，如果美國的教訓是國際承諾太多、戰線鋪得太長、在次要的地區投入過多，而得不到應有的回報，作為世界第二大國則更不能重複這種戰略。戰略目標符合國家實力是決策成功的重要基礎。

霸權國要防止戰略透支，崛起國要防範戰略冒進。

在國際關係中，主導國與崛起國面臨的外交問題是不一樣的。從實力角度講，主導國是以強對弱，崛起國對主導國之外的國家是以強對弱，但對主導國則是以弱對強。

崛起國的實力定位決定了它採取的策略和主導國不同，包括針對的對象、努力的方向、採用的策略都有較大的不同。崛起國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提高實力地位和增加國際權力 包括超越主導國。主導國則不同，它在體系內已擁有最高的實力地位和最大的國際權力。它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維護這個地位和權力，防止其他國家超越。簡言之，崛起國是要增加權力，獲取自己暫時還沒有的權力;主導國是要維護已有的權力，不把這個權力丟失了。

對主導國來説，它容易犯的錯誤是貪婪。在國際體系對它的約束不是很有力的情況下，它不滿足於已有的最大權力，還想要更多，這就會導致過度擴張或戰略透支的現象。

崛起國面臨的問題性質不同，它容易犯的錯誤是冒進，就是戰略拓展速度太快，在條件還不具備的時候，急於獲取未來很可能得到的權力。“戰略透支”適於描述主導國的戰略失誤，而“戰略冒進”則適於描述崛起國的戰略失誤。

對主導國來講，它在體系中已經有了最大的權力，但如果不能適可而止，繼續攫取權力則可能適得其反，不但不能增強主導權，反而會喪失主導權。也就是説，主導國的戰略目標不應是增大權力，而是如何有效地長期保持權力。

對崛起國來説，努力獲取更大的權力成為主導國，這個戰略方向從長期來説是正確的。崛起國的對外戰略問題不是是否應獲取更大國際權力的戰略方向問題，而是策略上拓展權力的速度是否太快的問題。

對崛起國來説，比較好的策略是，突破一點，獲得一定的權力，暫停拓展，花一段時間消化鞏固已有的權力，鞏固之後再拓展。不能不停頓地、超越自身的實力地去擴展權力，這樣容易出現戰略冒進的情況，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大國崛起戰略是張馳相濟，而非一蹴而就，我國大躍進的失敗教訓值得警鐘長鳴。

崛起國不宜高估對外戰略對崛起的作用。崛起的成敗主要在於內政而非外交。對於外交的作用，我們要有一個合理的認識和評估。有人認為如果外交戰略失敗了，崛起就必然失敗，這種觀點是言過其實。

外交對大國崛起有作用，但沒有那麼大的作用。一個國家能否成功崛起，主要取決於內政，取決於我們的國家實力建設和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成功的外交戰略可對崛起起到推動作用，失敗的外交戰略會延緩崛起進程。然而，外交戰略成敗還決定不了崛起與否。只要內部不發生顛覆性的戰略失誤，它只是一個時間長短問題。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對於中國崛起，需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心，也要有比較充分的戰略自信。在全球化時代，崛起國的戰略自信主要體現為對外開放的政策，自信程度與開放程度成正比。★

原題：美國再拋遏華戰略，中國如何接招？

原載：國際在線2016-02-17

作者：劉暢，外交學院

2016年2月15日-16日，“美國-東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美國加州舉行。雖然美國和東盟各國政府在此次峯會前均表示這不是一次“反對中國”的聚會，但其第二天的議程主打南海問題，針對中國的意味不言自明。筆者認為，此次峯會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舉措之一，而美國亞太戰略關乎中美關係以及亞太地區格局的大未來。面對實力相對下降、在體系內仍舊處於領導地位、而心態越發急躁的美國，中國的未來戰略動向將直接決定中美兩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命運。

首先，保持合理的戰略定力是一切戰略調整的根基。

近兩年美國在亞太地區針對中國所展開的一系列高調發聲與強硬行為，實際上折射出美國不能適應中美實力對比發生向中國有利的變化、因而產生的焦慮心理。這種“病態心理”很容易通過國家間的互動和認知得以傳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不能保持應有的戰略剋制，那麼不僅中美關係要徹底完蛋，整個世界都會跟着遭殃。因此，保證高度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心，是中國得以遊刃有餘地調整自身戰略部署的根本前提。

正如鄭永年先生所觀察到的，美國相對衰落已經很多年了，這個趨勢基本上很難挽回，如果美國不改變今天這樣的戰略，其衰落的速度會更快，因此，只要中國不直接挑戰美國，美國就很難找到一個真實的“敵人”，其“迴歸亞洲”除了浪費巨大的人財力資源之外，不會有其他更實在的收穫。

美國的目的就是要尋求一個切實的“對手”來釋放自己的力量，在這一點上中國人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能落入美國人的思維圈套。所以，儘管中國在半島問題和南海問題上遭遇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但越是在風口浪尖之時，中國越要保持比美國堅實的剋制力，不能將自己放到同美國直接對抗的位置上去。中國只需繼續秉持新型大國關係中“不衝突、不對抗”的根本邏輯，則美國在一時的對華戰略逼迫高潮之後定會有所收斂。

其次，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前提下，還需“戰略智慧”。

事實上，美國人越來越明白，*只要中國人一直堅持自己穩妥的戰略佈局，久而久之，這種佈局一定程度上就會變成客觀形勢;而一旦這種形勢確定下來，美國恐怕難以撼動。未來在同美國打交道的時候，中國人需要仰仗的“戰略智慧”會有很多，但至少有一條應該堅持——要堅持戰略上的“管他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要善下“先手棋”引領對方、不能被對方牽着鼻子走。*當這種“引領”真正形成一種形勢的時候，我們將佔盡主動。

這就要求中國要獲得更多的對美戰略制衡能力。這種能力首先需要中國通過堅定不移地推動國防現代化、掌握更尖端的科學技術、提高經濟實力等方式來繼續夯實“物質性權力”的基礎。在此之上，中國需要將“物質性權力”有效轉化為“規則性權力”，要堅持不懈地推動中國在地區和全球治理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倡議和規則措施(如“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亞太自貿區等)，在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的原則基礎上形成中國主導的規則體系和機制架構。亞投行(AIIB)開了個好頭，這種“規則性權力”的建設以及由此代表的戰略制衡能力應繼續大力推進。

儘管中國可能在未來尋求更多更有效的對美戰略制衡能力及手段，但其根本目的並非取美國而代之，而是要讓美國明白：中國有能力對其侵害中國利益的行為作出有效威懾和制衡，從而避免美國繼續誤判、誤讀中國政策，使其正視和尊重中國之核心利益，以此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美國不應將中國本質上是防禦性的“積極有所作為”理解為對美國主導的體系的顛覆與挑戰，而應從中尋求與中國合作的新途徑，並形成兩國間在權力、利益、信任和責任方面的四大戰略平衡。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促進兩國在相互剋制和建立規制的基礎上進行合作，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設增添新的實質性內容。

最後，建立有效的中美戰略溝通機制必不可少。

筆者認為，未來中美關係的具體癥結，可能不再是簡單的“戰略互疑”，而是由此種心理引發昂貴的“國內觀眾成本”：在中國可能表現為對美越來越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美國可能表現為更嚴重的民主體制衰敗，以及兩黨爭鬥對外交政策的消極影響。

對兩國領導人、尤其是對美國領導人而言，在國內政治中的受挫有可能轉變為尋求同對方國家合作的動力。此外，越是在地區局勢趨於緊張的時候，中美兩國領導人越要保持有效的高層溝通，這對於明確彼此戰略意圖、避免相互誤判和誤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未來中美關係的出路在於兩國正視各自共同關切的問題，在加強溝通與對話的基礎上，建立切實有效的危機管控和機遇管理機制，避免因各自“夥伴”的軍事投機和冒險行為導致兩國“擦槍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