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思維容易導致把正常對外摩擦上綱上線

做大國是中國的宿命。逐漸復興的中國這些年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這是中國大國本位的迴歸。中國處在國際舞台邊緣的時候，一定是我們很孱弱的時候，那種狀態即使不從民族尊嚴的角度去審視，它的實際內涵也一定是中國社會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發達世界，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物質生活缺少起碼體面。

中國有着龐大人口，人民富裕起來，自然意味着國家的強大。而強大起來的中國就面臨了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也擁有了與我們貧弱時不同的國際責任，我們的利益觸角變得在世界上無處不在，國家更容易捲入各種糾紛。

社會意識形態需要跟上國家實力增長和國際地位的變化，這對當下的中國非常重要。不能不説，長期的貧窮和弱勢地位在中國社會的集體心理中留下深刻烙印，部分國人的慣性思維與中國新的國際角色經常形成摩擦。

比如一些人有很強的“陰謀論”思維，習慣性地認為外界對華的各種舉動都是出於某種“陰謀”。這會導致將中外正常的利益摩擦從一開始就“上綱上線”，影響對事情真實性質的判斷。

還有一些人有深重的受害者心理，一遇衝突，就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又被欺負了。即使對方的力量遠遠低於中國，那種心理上的弱勢受害感也會油然而生，對問題的解決也隨之上升到“民族尊嚴”的高度。

不願意承擔國際責任，尤其是反對對外援助，這是輿論場的另一種流行心態。中國還有不少落後地區和窮人，對外援助的錢應該花給他們，事情的大邏輯被這種小邏輯篡改了。

上述種種心理有可能導致中國在處理對外事務尤其是對外摩擦時，社會層面缺少一些關鍵的彈性。一些偏激的主張很容易在輿論場佔上風，比如埋怨政府不夠強硬，抱怨政府“譴責太多，行動太少”，“誰都怕”等等。另外懷疑政府一搞對外援助，就是“亂撒錢”、“買面子”。

必須指出，大國外交是高度複雜且非常專業的事務。堅持原則和從長計議是大國外交兩個最基本的輪子。沒有一個大國會在這個世界上“完勝”，從某種意義上説，大國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處理各種不如意、尋求最不壞結果的過程。大國的輸贏不是一時的痛快與否，它的最大標準是在一段時間裏和更長時期內看誰實現了新的壯大。

對外援助是大國的一項基本國際義務，它是維繫現有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一環。大國、強國總的來説從現有國際體系受益更多，通過對外援助維持該體系運轉，對大國決非吃虧賺吆喝的事情。關於對外援助的盈虧利益公式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它包含了若干 普通人不太容易弄懂的變量，政府需要民眾在這方面的信任。

相信政府，給專業外交及國家安全團隊充分理解和授權，這是很多問題一時解決不了時實現國家富有成效外交的捷徑。公眾需要相信，在面臨重大、艱難的外交抉擇時，中國社會是一個作為整體的利益共同體。政府一定會從全國人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出發進行決策。

公眾對國家做決定過程的一些信息可能不瞭解，這方面不可能有百分百的透明。公眾存在一些抱怨，是正常的。但是這些情緒在一般情況下不應成為影響國家決策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最後想説，在社會輿論多元的時代，政府對不同聲音也應有包容和承受力。公眾的根本利益比輿論場表層的一些抱怨更重要，官員們有時做對了事卻捱了幾句罵，這算不上是很大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