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林：天主教中國化要划向深處

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這一論述高屋建瓴，立意深遠，為我國宗教的健康發展指明瞭方向。因而得到了宗教界的衷心擁護和積極響應。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認真學習總書記的這一講話精神和會議的有關文件，積極推動全國各地教會開展教會“本地化”或“中國化”理論的研究和實踐，並藉助各種培訓活動，舉辦專題講座，召開研討會、報告會，以提高廣大神長教友對教會中國化的責任使命的認識，凝聚共識集聚力量，形成了良好的輿論氛圍，助推中國化理論和實踐開創新境界取得新成果。

一、天主教中國化的艱辛歷程

天主教作為外來的宗教，從一踏入中國的土地，就已充分意識到了教會“本地化”或“中國化”的緊迫和必要。從唐朝貞觀年間來華的景教，到元朝時期的北京首位大主教蒙高維諾，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利瑪竇等傳教士，無不努力地學習中國文化，謙卑地融入中國社會，盡力以中國人的文化思維來表達和傳播基督信仰，走過了教會“中國化”極不平凡的艱辛歷程。縱觀千年的傳入歷史,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哪個時期的教會注重尊重中國文化融入中國社會,也就是走適應本地文化社會，走教會中國化的道路，那個時期的教會就會得到健康較快的發展。

十三世紀意大利方濟各會士蒙高維諾來到元大都，並獲准在北京傳教，他做出了一系列“本地化”的嘗試。他首先是學習蒙古語文，並將部分聖經(新約)翻譯成蒙古語;他向兒童們講授要理;成立唱經班，修建教堂，孟高維諾的本地化努力帶來了豐碩的成果，有6000多人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然而，由於孟高維諾只注重在蒙古上層傳教，所以元朝覆滅後，天主教也幾乎隨之消失。

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再次把天主教傳入中國。利瑪竇與其他耶穌會士嘗試將基督信仰融入晚明時期的儒家文化，他採取了一系列“適應”的策略，走教會“本地化”的道路。這裏的“本地化”，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説的“中國化”。首先，利瑪竇在未進入中國大陸之前，就在澳門開始學習中國文化。先在裝束上扮成僧人，後改穿儒服，並廣泛結交賢士。在北上途中，利瑪竇完成了著名的中文著作《天主實義》。該著作是利瑪竇把福音融入中國文化最好的例證。可以説《天主實義》是一部用本地語言，即用漢語論述天主教信仰的神學著作，影響了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等朝廷重臣接受天主教信仰，為教會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利瑪竇去世後，後來的傳教士拋棄了利瑪竇以適應為主的“本地化”傳教路線，否定利瑪竇允許中國基督徒尊孔祭祖的傳統習俗，禁止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上帝”等詞語來表達西方天主教的“神”，生硬地主張以拉丁文“Deus”之音譯“徒司”來稱呼“天主”。這一本來是文化、禮儀層面的爭論，最後竟上升為信仰以及教權和皇權的分歧和爭論，導致康熙皇帝震怒之下，宣佈禁教，除非接受“利瑪竇規矩”，否則一律驅逐出境。“禮儀之爭”導致“百年禁教”，使天主教在華的傳教事業遭受了重創。

在教會的中國化進程中，一個重要的事件是，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世頒佈了《夫至大》通諭。雖然該通諭並未專指中國，然而人們普遍認為，該通諭是中國教會實現“中國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通諭提倡培養本地神職，因為福傳的目的並不是要建立一個由外籍傳教士管理的教會，而是要建立一個由本地神職領導的本地教會。20世紀初，受到《夫至大》通諭的啓迪，加之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潮日益高漲，在教會內要求中國化的呼聲越發強烈。主要代表人物有英斂之、馬相伯等具有較高民族氣節和社會影響的天主教徒。有些外國傳教士也意識到了教會“中國化”的重要性。如比利時傳教士雷鳴遠神父，提出了“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主張，而他自己捨棄外國國籍加入中國籍，終生獻身中國的教會事業，被人們當作“中國化”的典型例子。另一位積極主張並推動中國教會“中國化”的外籍傳教士就是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大主教。1922年，他就任宗座駐華代表後，即着手籌備召開第一次中國教務會議，大力推薦選拔中國神父擔任教區主教，在他的努力下，朱開敏等六位中國神父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比約十一世親自祝聖為主教，成為自羅文藻以來獲祝聖的首批中國籍主教。不僅如此，剛主教還在力爭擺脱一些殖民列強利用保教權對中國教會的束縛控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天主教中國化的主要成果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天主教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經過反帝愛國運動，教會面貌煥然一新。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教會在“本地化”和“中國化”的道路上闊步前進，牧靈福傳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教會在“本地化”或“中國化”的努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神職中國化。新中國成立後，教會中的有識之士倡導“自治、自養、自傳”，建立新型的教會。許多外國傳教士離開中國，造成眾多教區的主教空缺，迫使中國教會開始了自選自聖主教，從此管理教會的權力才真正落到中國的神長教友手中。1958年至今，近六十年中我們先後自選自聖了199位主教，完全實現了神職的中國化。中國的天主教會已經成為我們中國的神長教友自己所辦的事業，徹底改變了所謂“洋教”面貌，以嶄新的姿態昂揚闊步在中國化的道路上。

2)制度中國化。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教會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教情，在牧靈福傳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規章制度，如代表大會制度、愛國會工作條例、 “一會一團”負責人聯席會議制度、教區管理制度、堂區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民主辦教的規章制度。切實貫徹 “集體領導、民主管理、相互協商、共同決策”的民主辦教精神。這些規章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有些是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教會所沒有的，作為中國教會牧靈福傳的特點，使基督的福音更好地融入中國當代的社會文化，而成為教會“本地化和中國化”建設的重要制度保障。

3)禮儀中國化。天主教傳入中國，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幾百年中，在教會禮儀方面一直延用的是脱利騰公會議所制訂的拉丁禮儀。梵二以後，各國教會不再以拉丁文舉行彌撒，而用本國語言。中國教會從八十年代開始醖釀推進禮儀改革，九十年代，“一會一團”印製了《中文彌撒經書》、《教會聖事簡編》、《彌撒經書總論》、《禮儀導論》、《禮儀憲章》、《感恩禮沿革》、《感恩祭典》、《講道要則》等有關禮儀更新的出版物。舉辦多期教會禮儀研修班、培訓班，為禮儀改革和更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目前，全國各地教會都用中文舉行彌撒禮儀和聖事禮儀，為了滿足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教友的習慣和要求，我們正在研究和試行不同民族的語言禮儀。有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教堂，在彌撒禮儀中採納本民族的祭祀禮俗形式，起到了融合民族情感，昇華虔誠祭禮的良好效果。

4)聖樂藝術中國化。聖樂藝術中國化是禮儀本地化的重要表現，因為禮儀中國化不僅是用中文舉行彌撒，必然地就會引發聖樂歌曲、聖像藝術等方面相應的中國化，體現更多的中國文化元素。中國教會隨着禮儀更新的推進，湧現出了不少由本籍神長教友創作的中文聖歌、樂曲，有些教區在重要教會節日或特別慶典中使用中國傳統表演中的樂器、樂曲、舞蹈，以體現自己傳統文化的中國特色禮儀，表達對天主的崇敬!

5)教堂建築中國化。傳統天主教的教堂建築風格，大多是哥特式或羅馬式。但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國的許多古老教堂中，不少融入了中國的民族建築風格，體現出中西合壁的特點。例如，始建於1887年的北京北堂，其主體建築為哥特式，教堂正門左右兩側的碑亭卻是中式建築。始建於1876年的貴州教區主教座堂正立面是典型的中國牌坊建築風格，鐘樓則是中式塔樓建築;近年興建的山西洞爾溝等地的新教堂，完全採用我國宮廷式建築;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的小聖堂，外部結構為北京天壇式建築，窗户彩色玻璃是由剪紙剪出的人物聖像，較好地體現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點。

6)聖像繪畫藝術的中國化。天主教有崇敬聖像的傳統，耶穌像、聖母像尤為教友們所喜愛。所崇拜的表示像的本身，而是它所表現的神聖。因此對聖像的宗教藝術要求非常高。但傳統的聖像都是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教會藝術家所繪製的聖像為標準,所繪人物的形象都是歐洲人的模樣。二十世紀初期，隨着本地化思想的高漲，拉美等不少國家在聖像繪製上都加入了本國文化元素。中國的神長教友也做出了新的嘗試，湧現出陳緣督、王蕭達、陸鴻年等大畫家，其中三十年代朱家駒所繪製的中華聖母像等，以中國女性形象，清朝皇家的服飾表達了國人對聖母的欽崇。近年吉林修女周立萍所繪的聖家圖，以身着中國古裝，樸素的鄉村農家生活的人物形象，展現了耶穌、瑪利亞、若瑟聖家的聖善、祥和、幸福、簡樸的生活，成為體現當代中國教會繪畫藝術創新的代表之作。

三、近年來天主教中國化的努力

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以來，“一會一團”高度重視、堅持不懈地努力推進教會本地化建設，因為我們深知，只有神學理論的本地化(中國化)，才可能更好地把基督的福音融入我國優秀文化傳統，更好地適應中國社會，更好地建立起社會和諧、政教和諧的關係。我們先後召開了聖保祿年神學研討會和紀念利瑪竇來華400週年神學研討會。聖保祿宗徒強調“為一切人成為一切”的福傳理念，強調傳福音應尊重本地文化。利瑪竇是聖保祿宗徒福傳精神的忠實踐行者，他以“適應”為主的傳教策略取得的成功經驗，已經得到整個教會的普遍認同，對現在和未來的福傳工作仍然有着很強的指導性。

我們舉辦了四屆教會本地化和中國化的神學論壇。分別圍繞教會本地化的歷史經驗、教會本地化的現實意義、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民主辦教等專題進行研討，並邀請五大宗教領袖人物與國內和港台學者一起交流。通過對教會本地化神學的研討和分享，對今後中國教會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思考，為教會更好地融入中國文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持。我們還舉辦了中國天主教文化藝術展，以大量圖片，書畫作品和教會藝術品，展示中國天主教在本地化道路上的艱辛努力，和本地化成果的藝術魅力，宣傳我們在牧靈福傳、社會服務、教會發展等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鼓舞和激勵後來者繼續奮勉。為了更好地向廣大神長教友推廣本地化神學的理論成果，“一會一團”將本地化研討的優秀論文編輯成冊，出版了《為了人靈的得救：教會本地化神學研討會論文集》、《與時代共進：教會本地化神學研討會暨紀念梵二會議五十週年論文集》、《紮根文化：第三屆天主教本地化神學論壇論文集》。其中的一些優秀論文，列入“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叢書”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向教內外讀者展示中國天主教在本地化、中國化上道路上的努力探索以及神學理論研究的成果。我們還與安陽師範大學合作，收集整理和分析中國天主教教區的歷史沿革，填補了國內教會在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四、“划向深處”

中國天主教會的“本地化”或“中國化”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這一歷史使命需要幾代人不懈地努力，需要在整個教會營造強烈的共識和氛圍，需要充分發揮廣大神長教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團結和凝聚廣大神長教友的意志和力量。為中國天主教的牧靈福傳事業、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提供理論支撐，確保中國天主教沿着中國化的方向健康發展。

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或“中國化”經歷了艱辛與曲折的歷程，目前的景象來之不易。“一會一團”將努力把教會這一事業“划向深處去”，繼續加強神學理論的研究，擴大宣傳和影響。我們不僅在神學理論上要中國化，也要在教會禮儀生活、聖樂藝術、教堂建設等方面深入探索、大膽嘗試。我們正在研究制定推進天主教中國化的五年規劃綱要，以及指導地方教會踐行中國化的指導意見。相信只要我們有信念、有夢想、有行動，勇於探索、不懈努力，中國天主教的中國化道路就一定能夠越走越寬廣，中國天主教的中國化夢想，就一定能夠實現!（此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馬英林主教在“中華文化與宗教中國化”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