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鴻：中國的基督教不同於西方的基督教

“中華文化與宗教中國化”的主題，對基督教而言，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課題，中國教會開展三自愛國運動迄今已經有67年了，它的最大成就是實現了中國基督徒獨立自主的辦教;培養了一大批愛國愛教的教牧同工和基督徒;實現了在互相尊重前提下的合一，實行了聯合禮拜;對普世教會貢獻了由中國教會實踐帶來的美好見證。但是，在深層次方面，尤其是神學思想層面，西方殖民化神學的烙印根深蒂固，加上與中國封建思想的結合，形成了中國教會獨特的保守傳統。為此，1998年，在丁光訓主教的倡導下，中國教會開展神學思想建設 ，試圖從神學思想上建立中國教會的自我。毋庸諱言，基督教傳入中國後，始終與中華文化若即若離，而且“即”的時候少，“離”的時候多，時至今日，基督教中國化的任務仍然任重道遠。

一、推進基督教中國化須勇於面對挑戰，破解現實難題

堅持宗教中國化的方向不僅是黨和政府的期望，更應是宗教界的自覺行動。2014年，基督教全國兩會紀念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60週年時，就已經組織召開了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基督教全國兩會之所以較早開展這一活動，是因為我們比別的宗教更有危機感。

雖然總體來説，三自成就巨大，然而三自任務未了 。我們大致也可以講：中國基督教通過三自愛國運動甩掉了“洋教”的帽子。但是，如果細緻觀察就會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們唱的讚美詩，基本上是“洋”的;我們建的教堂基本上是“洋”的;我們的神學方法基本上是“洋”的……，一定程度上，不“洋”不像基督教。而且，改革開放後，“洋”在國人心中也不再是醜號，似乎與“洋氣”、時尚、流行掛了鈎。這方面不光教會方面希望“洋”，一些政府部門也希望我們“洋”，不少帶有“中國風”的教堂設計，經常被有關部門以“不象教堂”為名而“槍斃”掉。於是，我們的教堂越來越“洋”，我們的思想也越來越“洋”。可是，在不知不覺中，中國教會與社會的張力已經越來越大。

近年來，極個別地方出現了基督徒衝擊其它宗教活動場所事件，咒罵其他宗教是“魔鬼”，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特別是打着基督教旗號的異端邪教更是帶來極壞的影響，尤其是前幾年山東招遠“全能神”殺人事件，在全國引起公憤。基督教的私設聚會點(所謂的“家庭教會”)，更是四處蔓延，北京“守望教會”事件，挾“洋”自重，對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前不久，韓國教會利用中國人去巴基斯坦傳教，其中2人被殺，引起廣泛關注等。

反過來，社會對以“基督教”名義開展的活動又有很大的反彈，前些年，山東的“曲阜教堂事件”影響沸沸揚揚;浙江省政府開展的“三改一拆”活動中，“撤改十字架事件”引起國內外關注;湖南長沙所謂“聖經主題公園”事件一度被炒的也很熱;個別地方高校和學者抵制“聖誕節”，並指其為“庸俗化”，有的學者稱這些為第二次“非基運動” 。

與此同時，西方或在西方操縱下的一些勢力，用一些近乎“屬靈的”教會語言來包裝，主張“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並試圖用基督教改造中國社會。有的還利用我國的“一帶一路”戰略，重新倡導“回宣運動”，通過中國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有的買通媒體，公開為基督教私設點營造合法氣氛，最近，國內有些媒體公然把“呼喊派”的領袖包裝成“中國走向世界的神學家”則是最近的一例。

我們的信徒是善良的，但是他們的分辨能力有限。正如同前些年西方政治勢力，利用網絡大V影響中國老百姓，現在他們也用神學的、屬靈的包裝影響廣大信徒。加上通過非宗教渠道來傳教，例如成都的“後5•12現象” 等，多重因素疊加，導致基督教在一些人看來具有了政治風險。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多民族團結和諧，多宗教和睦友善，才是國家之福，人民之福。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離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只會使國家四分五裂，只會落入西方政客妄圖肢解中國的盤算中。

必須看到基督教的絕大多數信徒是愛國愛教的，這些年來，各行各業都湧現出很多作光作鹽、服務社會的榜樣，他們中間有的是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有的是道德模範，有的是感動中國年度十大人物，有的是環保達人，有的是傑出藝術家，所以，我們仍要説，絕大多數基督徒是愛國愛教、遵紀守法的好公民。期間，基督教兩會組織在各地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成為黨和政府聯繫信徒的橋樑和紐帶。對基督教兩會組織而言，越是在嚴峻的挑戰面前，越要堅持基督教中國化的方向，我們深信經過六十多年的風雨同舟，中國基督教早已把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建設一個和諧健康發展的中國教會將是我們的使命。

二、基督徒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認同，是實現中國化的基礎

談這個問題之前，我要特別強調基督教不等同於西方文化。眾所周知，基督教產生於東方文明的巴勒斯坦一帶，可以説是脱胎於猶太教，其誕生之初，對是否堅持猶太文化傳統的問題是有爭議的，直到耶路撒冷會議上這一問題才得到解決。後來在聖保羅等人的努力下，基督教開始傳到了歐洲。基督教並非天然與歐洲文化渾然一體，相反，基督教的傳播與地中海文化傳統曾有過激烈的碰撞，基督徒甚至遭到羅馬帝國的殘酷迫害。即使在教會內部，對於希-羅文化會影響基督教純正信仰的擔憂一天也沒有停止過，保羅的書信中就有此擔憂。後來混合了多種思想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更被早期教會斥為異端。這方面最典型的是德爾圖良(Tertullianus, 150-230)，他説：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麼相干？學園與教會之間有什麼一致之處？異教徒和基督徒之間有什麼相同之處？ 直到基督教逐漸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在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等人的支持下，兩希文化才在知識分子基督徒中逐漸被接納，與此同時，基督教也逐步完成了希臘化、拉丁化的過程。由於其它基督教中心的衰落，一枝獨秀的、以羅馬為中心的教會成為了其它教會的樣板。

基督教在任何國家都有與當地社會和文化結合的好傳統，這是基督教成為普世宗教的前提。基督教新教尤其如此，今年是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發起宗教改革500週年，宗教改革與其説是宗教主義的革新，不如説是民族意識的甦醒，馬丁•路德與日耳曼社會和文化、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與法語瑞士社會和文化、諾克斯(John Knox 1505-1572)與蘇格蘭社會和文化，包括後來的“清教徒”與美國社會和文化莫不如此。隨着西方殖民勢力的擴張，產生了許多神學觀念，目的是為殖民主義侵略廣下注腳。由此，基督教打上了“西方文化”、“西方政治”、“西方社會”、“西方價值”的烙印。中國曾是西方殖民時期的受害者，對西方政治勢力的圖謀當然抱有警惕。西方差會在中華大地肆無忌憚的時候，正是“歐洲中心主義”、“白人至上”甚囂塵上的時候，白人以外的人都是劣等的，正如當年猶太人認為只有自己是“神的選民”，歐洲人理所當然認為自己是為了拯救“劣等人”的靈魂。

基督教中國化最大的障礙正是來自以往殖民神學的影響，除少數研究漢學的傳教士外，多數傳教士無視中國文化傳統，甚至將它視作“福音的阻礙和絆腳石”，因此改造和消除中國文化在他們看來是中國走向“文明社會”必須經過的一步。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中國“對於世界文明無所貢獻”，將中國看作是有待上帝拯救的未開化的國度，宣稱“要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就要讓“基督教佔領中國” 。

雖然我們已經進入了新世紀，但宗教及其文明帶來的影響不但沒有減少，在有的地方還有擴大之勢。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認為：在20世紀，文明之間的關係從受一個文明對所有其他文明單方向影響支配的階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間強烈的、持續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階段，冷戰後，世界衝突的根源將會是文化方面的差異，這即是所謂的“文明的衝突” 。他還認為，未來世界的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激烈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

當代宗教的世俗化和神學思想的多元化，使人們越來越少地靠宗教教義來理解世界和個人的生活 ，宗教信仰的行為取向和價值觀越來越多地建立在理性的和功利主義的基礎之上 。宗教與世界的關係可謂既重大又複雜，因為與之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哲學、法律、藝術與宗教之間的關係是非線性的，相互交織的、複雜的系統。如果把它簡化為惟有西化的，才是基督教的，併為此鼓勵基督教要有先知精神，敢於指責政府和社會不公，中國基督教如果真的這樣做了，那將陷入極大的危險。所以無論外面如何粉飾，如果裏面所裝的是“西化”、“分化”的實質，我們就要堅決抵制。

基督教中國化既是社會對基督教的要求，也是基督教發展的必然結果。基督教全國兩會積極推進神學思想建設，特別提出了“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中國化”不同於以往提出的“本色化”或“處境化”，而是兩者兼而有之。對基督徒而言，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認同，才能堅持基督教中國化的方向。當前，學界關於如何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已有許多論述，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政治認同、社會適應、文化融合的理念，但這些基本上是從宗教外部來看待中國化的，對宗教自身而言，我認為還要加上“信仰尊重”和“宗教寬容”，尤其對外來宗教而言，只有信仰上彼此尊重，才能理性相待，和諧相處;只有宗教上相互寬容，才能求同存異，共同發展。基督教中國化不可能脱離上述的因素，中國的基督教必須讓人知道，自己是不同於西方的基督教，是認同自己國家和道路的基督教。一定程度上，教會只有“破碎”自己，融入中華文化和社會，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三、協調好“中國”與“基督教”兩個關鍵點，才能“化”作現實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西方列強肆意欺凌，中華文化一度被自己的部分思想家懷疑，甚至否定。從“體”“用”之爭到“打倒孔家店”，中華文化一度到了幾乎被棄的地步，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後，“德先生”與“賽先生”之爭，使得崇尚科學成為風尚，而人文價值上亦湧現出“向西看”的傾向，被視為“國學”的大師們陷入苦苦掙扎之中，陳獨秀(1879-1942)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就曾對於破壞文化上的舊思想引以為豪，直認不諱 。毛澤東把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成功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説明了外來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並非不可兼容，但從實際出發，以中華文化為本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當然要吸納人類文明的成果，開放、包容的中華文化才是最有活力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就是我們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胸襟。作為外來宗教的基督教不是要改變中國文化，而是要融入中國文化，至終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一部分。

上世紀20年代的本色化思考時期，趙紫宸(1888-1979)先生認為：“中國化的基督教”有兩個重要的支撐點，一是根本承認基督教中存有“永不磨滅的宗教本真”這一信仰自知;二是根本承認中國文化保留着“精神生活方面的遺傳與指點”的文化自覺。在他看來，基督教信仰的獨特吸引力是其“在解釋方面最重倫理的方式;在奧妙方面最重靈脩的幽潛”，其“外重道德的行為，內重潛養的幽獨，正是對於中國有偉大的貢獻” ，他認為中國基督教應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説：“一個本色化的教會把基督教和中國古代文明所包涵的一切真理保存和統一起來，並因此而得以展示和表達中國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經驗，而且是用本國的方式，是他們感到自然的事” 。王治心(1881-1968)先生也嘗言：“在基督教的生命裏，沒有中國文化的血液在內，則基督教與中國社會雖日趨於密切，仍不過是友誼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所以根本的問題，不是在形式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把基督教下種在中國文化裏面，吸收中國文化為血液，庶幾無所謂基督教中國，和中國基督教，這才是建立在磐石上了” 。

1984年9月，丁光訓主教(1915-2012)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演講時説：“我們的信仰也像有兩個中心的橢圓，是兩個C，基督和中國(Christ and China)” ，這也就是説我們的信仰不是隻有一箇中心的圓圈。我注意到他説的“兩個C”是指是“信仰”二字，這實際上包含了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兩個方面，也就是平時所歸納的“愛國愛教”，對這兩個方面的把握，是做好中國教會各項事工的基礎。

在2015年5月18-20日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説：“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 。2016年4月22-23日，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習近平同志再次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羣眾，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用團結進步、和平寬容等觀念引導廣大信教羣眾，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 ，習總書記的講話，為如何開展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宗教中國化指明瞭方向。

談到宗教中國化，人們最容易想到的成功例子就是佛教，自漢明帝(劉莊，28-75)夢金人遣使求法，以至白馬馱經建白馬寺，經過兩千年歲月的打磨，佛教似乎完全被忽略是外來宗教。因此有人認為，基督教中國化只是時間不夠，日積月累自然就中國化了;還有人説，基督教應該學習佛教的做法，我對此是懷疑的？

佛教的中國化，很像基督教的歐洲化，我們不妨把二者作一個對比。漢傳佛教的中國化是伴隨着佛教教義中國化的步伐而實現的，特別是漢傳佛教八宗 的形成，基本上是從魏晉至唐代完成，時間大約在公元四至八世紀;基督教歐洲化也是伴隨着基督教教義歐洲化的步伐完成的，以前七次大公會議 為標誌，時間也是在公元四至八世紀。

佛教的中國化吸納了不少中國文化的元素，比如儒家和道教的思想，以至有儒佛道三教同源的説法，它們構成中國文化的主幹，同時彌補了中國文化重倫理輕思辨的空缺;基督教的歐洲化吸納了希-羅文化的精華，形成兩希文化互補且交相輝映的局面，並逐步成了歐洲文化的主幹，同時糾正了歐洲多神主義的弊端。佛教的中國化使人忘記了它的源頭不在中國，以至今天全世界佛教的重心仍然在中國;基督教的歐洲化使人忘記了它的源頭不在歐洲，時至今日人們以為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

這就帶來一個思考，最徹底的中國化應該是宗教教義的中國化，但在教義定型以後，這樣的機會已經不會再有了，所以基督教中國化雖然在方法上可以借鑑佛教，但若完全走佛教的路是行不通的。

之所以説習總書記的講話指明瞭方向，那就在於基督教中國化應走的路是在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為此，我們可以在教義的闡釋、教規的修訂、神學的思考和形式的表達幾個方面作出努力。其它的基礎性工作還包括漢語聖經的重譯，《基本要道》的新編，《要道問答》的充實等，所以，在“化”字上，我們還有許多功夫可做，特別是神學思想上，必須吸納中國的文化傳統，藉以形成中國化神學的表達，這將是重中之重。

儘管中國基督教存在着這樣那樣的不足，面臨的挑戰十分嚴峻，尤其有些人是對西方利用基督教滲透認識不清等，但也不要把中國基督徒都視為西方文化的擁躉或附庸，我相信絕大多數基督徒都是熱愛祖國的，多一個基督徒多一個好公民，經過了60多年與祖國的風雨同舟，中國基督徒的愛國覺悟已經大大提高，只要我們心中始終裝着“中國”和“基督”，基督教的中國化就大有希望。我相信經過若干代的努力，已成為中國的基督教會，將不再是基督教在中國，而是實現了中國化了的基督教，中國基督教必將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儘管不是什麼主幹，但仍可以成為其枝葉，成為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受益者。落在中華沃土裏的“道”的種子，必將汲取中華文化傳統精華的養分，從而結出豐盛的果實，願這一天早日實現!（此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徐曉鴻在“中華文化與宗教中國化”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