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場全球政治金融危機或將來臨

如果按美國半世紀來1973年石油危機、1980年儲貸危機、1994年債市崩盤、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2008年次貸危機的歷史規律算，“每十年一循環”的金融危機週期可能正在2017年後的某個時間點開啓新一次輪迴。如果此前金融危機起源於經濟、債務、能源、技術等變量的話，那麼，接下來的這場大金融危機恐怕會來源於政治變量。

全球範圍內尤其是歐美國家保護主義政策盛行，保守主義勢力回潮，極端主義組織介入，三大“負能量”共振將影響全球貨幣政策走向，刺破債務形成的過高資產價格泡沫，拉底近年來樂觀主義盛行的資本市場預期，最終有可能誘發新一輪的全球經濟金融市場動盪，甚至地緣政治危機。對此，已深度嵌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中國肯定無法置身事外，只能正面應對，提前佈局，既要主動將防止發生國內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經濟金融工作的要務，還要防止下一輪全球政治金融危機的內溢。

特朗普政策或將引發全球政治金融危機

筆者在《鉅變中的世界呼喚政治金融學》一文中曾提到，“政治因素正在對金融實踐產生極強的干預力”，而一旦國家政治變量出現極值式的外溢，或一些全球大國政策出台的極端化，金融市場的波動與混亂現象就會出現，政治極端化現象持續衝擊經濟運行與資本市場，政治金融危機的爆發就在所難免。

在學理上，人們對政治因素衝擊金融的關注，遠遠不如對金融市場失控衝擊政治變局的思考，比如，汗牛充棟式的文獻資料都在研究為何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直接引發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日本與意大利等上台，並導致了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了兩年後的西亞北非政治動盪等等。事實上，當政治成為自變量時，資本市場混亂與金融危機爆發烈度同樣巨大，最典型的1970年代的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危機與同時期金融市場的全球振盪。

自2016年全球“黑天鵝事件”頻發以來，美國特朗普執政以來的各項政策在慫恿西方世界保守主義勢力的罕見覆燃。各國政治不確定性的變量加劇，保守主義、保護主義、極端主義等在歐美多國發生“共振”，正在反向作用於原本應獨立運行的經濟走勢與金融規律。

2017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先後在邊境建牆、暫停接收難民、限制穆斯林入境、威脅徵收高額税以保護美國工人崗位等“美國第一”政策，助長了國內“白人至上主義”與社會分裂，8月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中部、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的故鄉夏洛茨維爾爆發強裂的種族主義衝突只是序曲，接下來各類社會分裂與種族衝突還將加劇，進而衝擊經濟運行與市場信心。

社會分裂源於高層的理念分歧。7月以來，白宮人事連續劇烈變動，特朗普接連解散兩個政策顧問委員會，讓投資者顛覆性地懷疑特朗普的執政能力，開始擔心特朗普税改和財政刺激計劃等經濟政策議程無法獲得國會審批。基於此，美國三大股指已完全沒有了特朗普執政初期連續數月上漲的勢頭，而呈現了接連數週下跌的兆頭，甚至回吐半年來的漲幅。

2017年8月，市場預期出現樂觀向悲觀的多類拐點。根據美林調查數據，46%投資者認為美股被高估。預期全球經濟加快增長的投資者比例下滑至35%，遠遠低於1月份的62%。美國企業營運利潤率前景處於停滯狀態。只有33%投資者認為，企業利潤在未來12個月將有所改善，遠低於1月份的58%，創下了2015年11月以來的最低水平。8月中，素有“恐慌指數”之稱的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波動性指數(VIX)飆升至15.77，為半年來最高。這些預期指標被稱為“不祥的拐點”。

2017年下半年，市場普遍預計，美國債務加劇，美聯儲將相繼啓動“縮表”與“加息”計劃，美元迴流與國際市場的資金不穩定性將加劇，所產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以及對世界經濟的外溢衝擊不容小視。目前，已有不少學者稱，目前特朗普政策正在惡化市場環境，甚至有人擔憂，更大的一波金融危機像是高達百米的海嘯浪牆一樣已矗立在遠方。

特朗普除了國內政策的非理性外，在外交政策上同樣在加劇地緣政治惡化(如屢屢威脅對朝鮮動武)、歐洲民粹主義抬頭等消極趨勢。加之目前全球互聯網時代的網絡病毒傳播，金融科技造成的“無現金社會”監管難度，全球金融形勢的脆弱性與危機誘發性大大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狀態。

從目前美國國內政局走向、朝核危機演變、中東局勢、歐洲難民危機與恐怖主義頻髮狀況看，全球政治金融危機越來越像是一頭灰犀牛，有一系列的警示信號與跡象，就等各方加強警惕，合作應對。一旦這場全球政治金融危機發生，衝擊力恐怕會比2008年更綜合化，不僅將表現在股市大幅下挫、經濟增長惡化、大規模失業、百萬家庭與公司破產等經濟金融社會層面，還可能會引起國家分裂、區域戰爭等政治軍事層面。

“大相變”提前到來

2017年初，筆者與同事發表長文《大相變：世界變局下的2017年新常態》，借用物理學中的“相變”概念，如冰化為水、墨變為金剛石那樣，2017年以後世界正在從一個具有均勻部分的“相”轉變為另一個“相”，歷史車輪正在加速變化。如果一場全球政治金融危機發生，將會促使“大相變”加速到來。以下現象的發生可能性將成為大概念事件。

第一，美國將步下全球帝國的顛峯，迴歸孤立主義的區域強國。目前看來，美元全球退潮效應明顯，國內種族與社會鬥爭激化，民主機制與政治運行陷於僵化甚至無效，不再過多承擔國際安全的責任，美國軟實力與對全球影響力、美譽度急劇下降。儘管美國在未來十年仍是經濟總量與軍事實力最強的國家，但美國將不再是令世界所向往的全球帝國。在許多方面，如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種族融合、金融產業、軍事支用等方面還有可能成為國際輿論的眾矢之的。

第二，西方世界將加速裂變，歐盟將喪失全球治理的模範地位。由財政緊縮出現的歐債危機將在這場全球政治金融危機再次復發。特朗普政策正在刺激歐洲右翼勢力、極端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在英國脱歐外，西方世界將呈現出美歐分裂、歐洲內部分裂、歐洲各國分裂三個層面的分裂主義趨勢。歐盟長期運營的概率下降，像加泰羅尼亞、蘇格蘭、威尼斯等獨立運動還會重新回到世界視野。

第三，新興國家將加速整合，認識到協同崛起的重要性，並構建獨立於西方的金融安全網。新興國家的國際秩序將以金磚機制為領頭羊。2017年9月在廈門召開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峯會將開啓下一個十年的合作。金磚國家有共同的戰略目標與價值觀，都希望保持民族自主，外交獨立，不干涉內政，都希望推進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推動國際體系的改革與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近年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警示着，構建獨立於西方世界的金融安全網變得極其重要，這也催生了金磚應急儲備、金磚新發展銀行等新型多邊金融機制的問世。而在中國的推動下，“一帶一路”框架下金融合作與危機處理機制也正在形成，這對於面臨巨大全球不確定性的新興經濟體羣而言，是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擇。

穩定、改革與發展仍應是中國未來要務

金融危機並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沒有防範與應對手段。正如習總書記在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講道，“我國金融改革發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能力增強。”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進程，就是中國政府與社會不斷應對國內外金融經濟風險的40年。從1980年代的投資過熱、物價闖關，到1990年代應對東亞金融危機、銀行呆賬壞賬，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5年股市波動，中國已積累了大量處理國內外金融危機的經驗。中國應該有充分信心能夠抵制任何外部的重大危機。

當務之急是，各級機構仍然要把防止發生尤其是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止外部危機內溢，當成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對此，需要高度警惕目前國內輿論有兩股激進情緒：一是過度樂觀，認為中西實力交錯之勢已不可逆轉，中國崛起已是必然。這種情緒將會使人對遠處而來的“灰犀牛”掉以輕心。二是過度悲觀，認為中國國內缺陷與風險過多，無法解決，甚至將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這種情緒則會讓人過於保守，不敢創新與發展。

最好的心態當是保持戰略定力與耐力，既認識到中國崛起之長期性、艱難性，也要堅信崛起之路的光明未來。最重要的是，各項事業還要繼續保持穩定、改革與發展三者平衡，既要穩紮穩打，又要鋭意進取，在改革中謀發展，在發展中持續穩定，在穩定中強化改革。只有這樣，任何全球金融危機都不可能真正傷及中國，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業才能真正成功。（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