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西方制度，從不是“誰上台都差不多”

關於自由民主制度，有一種流行見解：該制度彈性十足，不管誰上台，結果都差不了多少。過去幾十年間，這種觀點貌似可以解釋西方國家為何發達，但近年來的現實發展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反例。當前，眼見美歐國家因為選不出好的領導人或選出不好的領導人而陷入重重危機，一些人仍然固執地堅持這種見解。這種見解之所以廣泛流行，其實是受到西方思維中一個常見謬誤的誤導，這個謬誤就是：倒果為因。

從希臘古典哲學、近代啓蒙主義到二戰後社會科學，有一種共同的思想傾向，即以制度作為自變量(原因)來解釋國家發展等政治現象。固然，政治制度對一個國家有着重要作用，但在更深層次上，制度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發展的結果，是政治力量達到均衡狀態的一種結構性表現。簡言之，制度主要是一種結果，而非一種原因。相對於制度而言，政治共同體的構造和維繫是更為根本和前置的因素，自由民主推崇者的問題就在於忽視了政治共同體，眼下的西方危機，恰恰可以看作是政治共同體因素對制度決定論的反擊。

一旦克服了這種謬誤，我們就不得不承認，自由民主制度雖然一度“看起來很美”，但它是一朵温室中的花朵，它的存在和運行需要十分嚴格的條件和昂貴的代價。而它的功用，只能是給一個安全無憂、存在共識、大致平等和總體富裕的社會錦上添花，但很難幫助一個國家解決重大的危機和挑戰。美國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

首先，美國政治制度產生於極特殊的環境。

建國之後的一個半世紀中，美國人享受着人類歷史罕見的優越條件。獨特的地理環境使美國人幾乎不用擔心安全威脅，不需要負擔巨大的國防開支，約瑟夫·奈發現直到19世紀70年代，美國海軍規模比智利還要小，歷史學家布爾斯廷曾説，“如果説歐洲的政治主要是歷史的副產品，那麼美國的政治就主要是地理的副產品”。

美國豐富的資源也塑造了(至少在白人有產者中)經濟高度平等的社會。中國和西亞各文明在3000多年前就開始遇到人均土地不足和地力枯竭的壓力，然而美國人口調查局到1890年才宣佈公地分配完畢，也就是説，美國人至此才第一次面臨困擾幾乎其他所有國家的致命詛咒——資源的稀缺性。自殖民地時期到20世紀晚期，美國始終是勞動力不足而非資源不足，勞動力價格一直比較高，美國的民主增長、人權進步、階級妥協和社會共識都是基於這一條件。

美國全球霸權的建立也帶來鉅額戰略紅利，最直觀的例子就是自上世紀70年代之後長期通脹、實際工資收入增長停滯，這本應帶來嚴重社會動亂，但外國廉價商品的持續湧入維持了近40年的低物價。

綜上，美國製度的產生是基於一系列之“不可能”，故而才會有“托克維爾之疑”：“我不相信英裔美國人帶着他們現在的思想、宗教和民情遷回到歐洲，在不大大改變他們的法制的條件下能夠生存下去”。

其次，美國製度依賴嚴苛條件，卻無力製造它們。

至少在安全、共識、平等三個要素同時具備的嚴格條件下，自由民主制度才能有效運轉。美國曆史上，當這些條件中的任何一個出了問題，自由民主制度都陷入失能。

19世紀前60年中，美國政治中最大的分歧是關税和奴隸制問題，危機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不斷醖釀升級，政治制度卻完全無助於分歧的彌合，最後只能靠內戰來解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在制度框架內也根本無解，最後要靠戰爭、移民和全球霸權來轉移。

至於流行甚廣的“美國製度彈性”論，實際上找不到任何嚴肅的歷史證據，美國幾乎所有的重大危機都是以超制度、超憲法的方式解決的。

那麼，美國的制度能夠製造出它所需要的條件嗎？在觀念的層次上，制度的確可以通過“文化領導權”起一些作用，比如人們經常談論的美國政治、文化精英如何製造共識等。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民主制度並無法制造它所需要的條件。

先説安全：美國誕生於罕見的安全環境，但隨着它在20世紀介入全球事務，其外部安全環境不斷惡化;自由主義的盛行，比如最高法院近年來在個人持槍權上的判決，也導致國內安全每況愈下，美國製度越來越無法保障《憲法》所承諾的“國內和平”。

再説共識：二戰前，美國人主要的共識就是發財，就是“美國夢”;二戰後，美國人主要的共識就是反共反蘇。冷戰結束後，共同發財的路斷了，共同的意識形態敵人消失了，美國社會迅速陷入上世紀90年代的“文化戰爭”。今天美國發生的幾乎所有衝突，都可以在上世紀90年代找到先驅和萌芽，自由民主制度(或多元主義制度)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加劇了這些衝突，在近30年時間裏放任私利橫行、黨派爭鬥和身份衝突，失去了建構共同體認同的良機。

最後看平等：美國的社會平等(暫不討論種族問題)和制度幾乎沒有關係，而是先天資源稟賦、世界大戰和高速增長的產物。自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以來，美國在不平等的路上漸行漸遠，而那套號稱“有彈性”的制度唯一的作用就是助紂為虐，而非挽狂瀾於既倒。

所以現實與流行的見解相反，美國製度的命運可能不再是“誰上台都行”，而是向着“誰上台都不行”甚至“根本選不出人上台”的方向發展。自由民主在一定條件下的確可以有良好表現，但在根本上，它不是一個能解決問題、建構共識和培育政治共同體的制度，它是一個基於個人和集團私利的制度，只可同甘，難以共苦。泰國、韓國及非洲、拉美一些國家的命運可為美國的前車之鑑。當然，作為超級大國，美國尚未窮盡應對挑戰的手段，比如霸權或戰爭，但如果那樣做了，無非是給自由民主制度的作業本上再添上一次“不及格”。(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