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兩種學生，兩條道路

近日香港幾宗校園政治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先是愛國形象鮮明的教育局副局長愛子自殺身亡，竟有人在香港教育大學的“民主牆”“恭喜”副局長，此冷血行為引起輿論譁然!繼而有人在幾個校園張貼鼓吹“港獨”標語，有學生及教授不滿這些標語，竟遭校園中的極端分子粗言侮辱。“港獨”雖然違反《基本法》，絕大部分港人亦不支持，但十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竟認為校方不應打壓，中文大學的學生會甚至不容許校方移除這些違法標語。

若説校園已容不下一張安寧的書桌，便是過分誇張了，但我們的確可見有一批極端分子在校園中到處挑動仇恨對立。這些人有沒有代表性？我看他們連自己的小圈子也不一定代表得了。我教書數十年，深知絕大部分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不願犯法，走極端路線的只是極少數。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大專院校學生會會遭到極端分子騎劫，以致有不少學生因“被代表”了而感到被冒犯？這是由於它們的選舉制度使然。

香港各大專院校選舉學生會“內閣”時，只需極少數的學生投票便可滿足最低門檻。例如在香港科技大學，只要達到14%的投票率，選舉結果便合法，有些大學的門檻更低。若某年有兩成或以上的“高”投票率，那真是載入史冊了。由此之故，政治上腦之人要取得各校學生會的職位，在操作上並無太大難度，蓋因大多數學生對學生會搞的政治鬥爭活動並無興趣。

校園中的極端分子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對校園及社會造成的破壞，卻是影響深遠，而且不易逆轉，對此視而不見，不聞不問，並非正確做法。

年輕人在求學時期都不能迴避一個問題，究竟把時間精力用在什麼地方才可建立自己的事業及對社會做出貢獻？他們有兩條路可選擇。第一條是潛心搞學問，增進知識，學懂怎樣才可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從而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第二條是學習“搞鬥爭”的技巧，並不斷參與社會中的“鬥爭”活動，在實踐中提升自己這方面的能力。

我曾撰文早有闡釋，走第一條路的人越多，不但個人及社會的生產力得益，經濟的長期增長率亦會因人力資本的增加及創新活動的活躍而上升。走第二條路的人越多，後果則頗為不同。這些人的學業成績通常不會很好，對社會的實質貢獻不多，但“鬥爭”技巧卻日漸嫺熟。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會成功地把別人的生產成果或資源據為己有，例如立法會中無所事事、只懂“拉布”卻可享高薪的人便屬於此類。與之相比，絕大部分的“鬥爭”參與者恐怕還不會有此“成就”，他們無一技之長，在家中當啃老族或領取福利救濟度日，生活無憂，卻在網上匿名發表辱罵他人的“宏論”，以作發泄。

顯而易見，第二條路並非康莊大道，除了在革命時期有必要懂得政治鬥爭外，負能量充斥的人會跟不上講求生產創新的社會。若他們人數少，就算他們對社會幾無裨益，社會或還可養得起這批不事生產的寄生蟲;但他們若人數眾多的話，社會生產力會因人才短缺而萎縮，一方面，社會財富減少，另一方面，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他們爭奪資源時還容易內鬥，進一步無謂消耗社會財富。

我們當然不願見到此種情況。最好的防範方法便是在極端思潮萌芽階段便將其扼殺，否則極端分子一旦人數擴張，便會產生自生能力，積重難返。讀懂數理化有生產力的人反而要養活只知“鬥爭”的寄生蟲，誰願意寒窗苦讀後再當冤大頭？

客觀地説，香港的大學及執法當局都並非善於鬥爭的人，若他們做事不夠果斷，婆婆媽媽，社會終會出問題。(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原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