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煤老闆 未完成的“轉型”

以煤炭開採業為代表的粗放型經濟增長，一方面確實激發了經濟活力，支撐了GDP的躍升和煤老闆的發跡，但另一方面，高速而粗放發展的代價觸目驚心。

煤老闆，一個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羣體。2008年後，山西興起轟轟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組，煤老闆們手握鉅額資金從歷史舞台上四散離去，各自走進人生的下半場。煤令他們在時代機緣中獲取可觀財富，也令他們在潮水退去後經受命運落差。（GQ實驗室報道）

如果不是這篇報道的鈎沉，“煤老闆”這個名詞，或者説作為一個羣體的“煤老闆”，確實在公眾視線中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屬於“昨日的世界”。GQ報道呈現的是幾位煤老闆在“後煤老闆時代”的艱難轉型故事，而從更廣闊的視野看，煤老闆轉型的糾葛，遠不止一個羣體的尷尬，更是一個時代謀求向前的縮影。

煤炭資源是先天的，但煤老闆羣體及其對應的產業生態卻是時代的產物。那是個經濟迅猛增長、權力監督失範的年代。煤老闆的財富野心與不受約束的公權力合謀，締造了無數的財富與經濟神話，也產生了短期內難以彌合的後遺症。眾所周知，如果在今天覆盤煤炭業那個紙醉金迷的“叢林時代”，其關鍵詞或説是關鍵元素，除了煤老闆，還有一個是當時的政商生態與官員羣體。在經歷劇烈的產業調整與強力反腐後，這些領域的後遺症逐步顯現。只是，包括煤老闆自身的轉型在內，地方經濟的復原以及政商生態的修復，仍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

毫無疑問，那是一個煤炭業欣欣向榮的年代，而煤炭開採業興盛背後，也是各個行業產能的整體狂奔。只是，“最好的時代”有時也是“最壞的時代”，以煤炭開採業為代表的粗放型經濟增長，一方面確實激發了經濟活力，支撐了GDP的躍升和煤老闆的發跡，另一方面，高速而粗放發展的代價觸目驚心。其背後對應的GDP至上的主政思維與急功近利的發展觀，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高企的生產事故，成為“帶血GDP”的典型註腳。回過頭來看，那樣一種經濟增長模式不僅註定難以持續，它隱含的鉅額社會成本，讓人不得不對那個看似的“黃金年代”，有一個更理性的評價與反思。

經濟原因之外，塑造煤老闆時代或説是促成煤炭開採業狂歡的，還有失序的政商關係與營商環境。當規則與法治被關係、利益、“潛規則”替代，不僅煤老闆與公權力的關係被灰色化，市場競爭也處於漠視規則的叢林地帶。在行業整頓與反腐執紀的高壓之後，不僅煤老闆隱退了，還有一大撥兒見不得光的政商網絡被戳破，一大批官員倒下，就是最直接的證明。對於其中所暴露的政商生態及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問題，仍需要在刮骨療毒的基礎上，保持足夠的警惕。

煤老闆羣體的迅速發跡，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國人的財富觀。那是一個推崇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賺快錢的年代，但同時也是一個“跪着賺大錢”的年代。這種近乎“原罪”式的致富方式，一方面刺激着社會的財富神經與財富觀念，另一方面，煤老闆等同於暴發户代名詞這一社會印象，也使得財富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想象中的社會尊重與光環，甚至安全感也並沒有伴隨着財富增加。這顯然是一種畸形的財富生態，煤老闆可能並非是唯一的代表。

作為一個羣體的煤老闆的式微乃至消失，難免讓人感慨。但締造煤老闆的社會生態的瓦解，未嘗不是好事。只是，當我們剖析煤老闆在今天的艱難轉型時，有必要看到，“轉型”不僅是煤老闆們的個人敍事，拋開經濟原因，讓煤老闆羣體崛起的社會結構，真的完全成為過去式了嗎？我們距離親清型政商關係、不唯GDP論英雄的健康財富觀還有多遠？（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