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重估不同文化的價值之維

長期以來，人們在從事文化交流或文明對話時，總是強調立足於特定文化的本位立場，在突出自己文化鮮明特徵的前提下，來與他類文化或文明進行比較，這樣做的結果常常是展示不同文化之間的特殊性、獨立性，而有意無意地淡化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內在普遍性、共通性。

於是，較量高低、爭雄恃強也就成了文明衝突、價值分殊的常態，強勢的文化會利用掌握的話語霸權而強行推銷自己的價值觀、政治觀、社會觀，而處於弱勢地位一方的文化，則因不甘心被邊緣、被消解而在壓力前產生巨大的反彈，進行猛烈反抗。在這種情況下，文明的交流越深入，則衝突的程度愈激烈;文化的互動越頻繁，則排斥的態勢愈明顯。非但不能和平共存，反而導致諸多誤解與對峙。“道術將為天下裂”，這樣的結果，雖然令人悲哀，但卻是不爭的嚴峻現實。畢竟，在老子所追求的“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理想社會生態裏，文明的碰撞，文化的衝突，乃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認為，而問題的根子就是人們在面對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時，其討論的重點總是熱衷於“求異”，而未能改變視野，將“求同”放在中心位置。應該説，是“求異”還是“求同”，是互相指摘，還是彼此欣賞，這對文明對話順利暢達與否關係至為重大，對文化的包容也實具關鍵的意義，所謂立場決定態度，品格彰顯高度。換言之，如果人們不能克服“求異”的價值取向，那麼就必然無法體現“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的文化宗旨，就會難以真正實現文明平等、文化寬容、人類和諧、世界和平的理想追求。

所以，我們開展文化交流、文明對話，首要的任務是要改造我們的文化觀，基本立場當由注重“求異”轉化為“求同”，改弦更張，撥亂反正。否則，必然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於是乎，西方世界熱衷於指責某些國家的“專制”，而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一方，則又動輒貶斥對方盡搞虛偽的“民主”，也就成為了國際政治生活中十分普遍的現象。

這裏，我們有必要率先釐定“文明”與“文化”的不同概念。文明與文化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文明是物化的，具體的，更多體現為物質性、實質性的形態，例如青銅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等等。有先進或發展程度上的不同，如工業文明一般情況下要較農耕文明來得先進;而文化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其是抽象的、理念性的，其本質則更多地體現為無形的精神力量，不同文化彼此之間並無優劣高下之分，我們不能説基督教文化優越於儒學文化、伊斯蘭文化，反之亦然。換言之，文明更多地呈現為“硬實力”，而文化更多反映為“軟實力”。

以政治文明、政治文化為例，在美國是通過全民普選，以選舉人團得票多寡決定總統寶座的歸屬，即是政治文明實現形式的具體反映;而在中國，則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以人民代表大會的方式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這同樣是政治文明實現形式的具體反映。這兩種是似為然不同的政治文明體制，人們對它們的認同或喜惡也許會有相當的差異。然而，若以政治文化的概念來分析，那麼，國的政治文化的宗旨與理念其實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即兩者從根本上講，政治文化的基點都是要實現“主權在民”的當代訴求，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觀念，與中國毛澤東倡導的黨和政府的根本宗旨“為人民服務”，在某種意義上，或許可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的價值與功能，在於互為觀照、互為包容、互為滲透、互為昇華。從這個意義上説，不同文化都有其普適性的成份，普適價值不應該是西方文化的專利品。當然，説什麼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天下，鼓吹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侈談東方文明主導明天的世界，也同樣是片面的，偏頗的。

中華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亙古常新，就在於它的核心精神具有普適性。象“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汎愛仁慈”、“剛柔相濟”、“民為邦本”、“孝悌忠信”等等，皆呈現鮮明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本質屬性，它超越了時空，超越了族羣與階級，是我們今天進行東西方文化接軌與融合的重要資源。它與西方文化中“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價值觀殊途而同歸。這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之所以同樣包含“自由、民主、法治”等內涵的緣由。

總之，提出和肯定中華文化的普適價值，是世界文化對話與融合的前提，而世界文化的對話與融合，則為引領未來新型世界文明的走向創造了最佳的契機。（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執行院長，此為作者在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