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平：改善中日關係的幾點思考

中國的對日政策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是中國一貫的對日政策。習近平主席2015年5月23日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的講話中説：“中國高度重視發展中日關係，儘管中日關係歷經風雨，但中方這一基本方針始終沒有改變，今後也不會改變”。

2013年10月中國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和2014年11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都強調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突出“親、誠、惠、容”的理念，親仁善鄰，誠信為本，讓中國的發展惠及周邊，實現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包容開放發展。日本是中國重要近鄰，同樣是中國周邊政策的適用對象。處理對日關係，四個政治文件是準則，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是底線，睦鄰友好、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是方向，世代友好是目標。

中日關係存在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問題，解決需要非常高的政治智慧。需要時間，往遠看10年、20年年後還是有希望的。從這個角度看，今後十年左右，對中日兩國來説，是機遇與風險並存的時期，是決定中日關係前途的極為重要的時期，也是個敏感時期。為改善關係，應正確看待和妥善處理以下課題：

從戰略上正確定位對方

中日關係今後如何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能否消除各自的心理問題。日本需改變對中國的優越感，正視現實，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中國人應該表現出與自己國家的地位相適應的自信，從過去一百多年裏遭受日本侵略和壓迫而造成的精神和心靈的嚴重創傷中走出來，擯棄與日本對抗和“弱者心理”，理性對待和處理問題，防止情緒化。我認為，客觀認識中國的變化，心理上適應中國的發展，從戰略上正確定位中國，解決中國是夥伴還是對手的認知問題，這是日本能否正確處理對華關係的關鍵問題。

歷史問題

正確對待歷史是發展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也是建立中日信賴關係的起點。承認而不是否認那一段使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遭受深重災難的歷史，並以實際行動解除亞洲國家的疑慮，至今仍是日本有待解決的一大課題。

中國人在處理中日關係時一貫抱着向前看的態度。45年前，中國捐棄前嫌，同日本復交，希望從此把不愉快的歷史之頁翻過去。遺憾的是，復交45年來，歷史問題卻經常給兩國關係蒙上陰影。這並非因為中國人喜歡舊事重提，而是在《中日聯合聲明》的精神遭到褻瀆、民族感情受到傷害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的反應，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日本少數人在歷史問題上一再挑起事端，不僅損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也是給日本和日本人民製造麻煩。因為這不符合日本人民的歷史觀和要求中日友好的意願，也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在紀念邦交正常化45週年時，認真總結這一經驗教訓，達成共識，對發展21世紀健全的的中日關係，十分必要。

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關係到中國的統一大業，是中國同各國關係中的重大原則問題。台灣問題的關鍵是外國不要干涉中國的內政，不要做有損於中國統一和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 回顧45年來的中日關係，台灣問題始終作為一個重大的敏感問題存在着。是否嚴格遵守《中日聯合聲明》和兩國領導人達成的有關協議和諒解，直接關係到中日關係能否健康、順暢的發展，一直為中國政府和人民所關注。

中方堅持一箇中國、反對分裂、反對外來干涉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在這個事關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的問題上，沒有任何靈活、鬆動的餘地，更不可能妥協、退讓。 中國重視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曾經作出的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不發展與台灣官方關係、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承諾，希望日方切實信守諾言，並對存在於台島內外的分裂、干涉活動保持高度警惕，遇事慎重處理，防止因此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

釣魚島問題

關於釣魚島問題，中日雙方各有各的立場，分歧客觀存在。不承認分歧，是自欺欺人。雙方要達成共識，管控分歧，以免因這個問題再度影響兩國關係大局。

對於“島爭”問題最終如何解決，中日雙方都有不少議論。筆者認為，三十多年前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想，仍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 現在，對這種解決辦法，日本政府並不認同，中國國內也有不少反對的聲音，稱“中國的領土為什麼還要共同開發？”。中日雙方甚至都有些極端的主張，認為為此可以“不惜一戰”。

我認為，鄧小平當年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構想並未過時，最終的出路可能還是要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辦法來解決。因為現在尚未找出比這個辦法更高明的辦法，恐怕再過二、三十年也難以找到比這個辦法更高明的辦法。

鄧的構想是個大智慧，既維護了自身的利益，又照顧了對方的關切，體現了“用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而不是用戰爭手段去解決國際爭端”的時代精神和“外交是妥協的藝術”的國際常識。 我還要指出的是，鄧小平的這個主張並非一家之言，美國前總統卡特就提出了“共同享有主權、共同開發”的主張。

日本國內也有些人提出類似的主張，如日本外務省前高官孫崎享認為“擱置爭議是對日本最有利的選擇，這個好處就是中日之間未來可以建立類似於歐盟共同體那樣面向未來的兩國合作關係”。日本著名學者、橫濱國立大學教授村田忠禧認為，把釣魚島“作為日中和平友好合作和共同發展的象徵，締結共同管理協議，是最妥當的解決之路”。

台灣的馬英九任國民黨主席期間也認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探討資源共享是解決釣魚島爭端的唯一辦法。他認為主權不可分割，但資源可以分享，可通過資源分享化解爭議。我相信，終有一天，中日雙方都會接受這個方案，使東海成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

中日經濟關係

中日經濟關係是中日關係的重要內容。45年來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中日間形成了經濟上各有優勢、互補性很強的關係。 早在1954年，已故的周恩來總理就提出日中兩國“共存共榮”的口號。他認為要實現真正的共存共榮需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是“和平共處，誰也不要存別的心思”，“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彼此承擔義務”。第二是“中國工業化和日本工業化”。周總理説，中國工業化了，日本也工業化了，不會有衝突。“假如永遠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那麼關係是不能搞好的。”“中日經濟力量發展了，需要就會增加，互通有無的可能性就會更大”。“我們的關係不應當是一方依靠另一方的，而是相互的、依據彼此需要進行合作的關係”。“我們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越發展，關係就越鞏固，也就越能推動政治狀況的改變”。

假如説周總理在60多年前提出的“共存共榮”還只是一個理想，那麼，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後的今天，“共存共榮”的局面已經令人鼓舞地擺在我們面前了。45年來，中日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和諧發展，互相促進，使兩國友好合作關係全面發展，其廣度和深度都是兩千年中日交往史上任何時期無法比擬的。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經濟高速增長，擴大了中日間優勢互補的範圍，提高了優勢互補的層次，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把潛在的合作可能性變為合作的現實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日本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使中國受益的同時，也使日本自身受益。

中日經濟合作關係的大發展是在中日政治關係不斷鞏固發展的前提下實現的。45年來的經驗證明，沒有良好的政治關係，就不可能有富有成果的經濟關係。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兩國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保持中日關係不受干擾地長期穩定發展，是實現真正共存共榮的保證。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