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左中右”視角掩蓋了西方社會矛盾

德國聯邦議會大選結果顯示，原大聯盟政府的三個執政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遭受冷遇，得票率均創歷史新低。與此相反，各在野黨(綠黨和左翼黨)以及不在聯邦議會的自民黨和選擇黨卻不同程度地受到選民熱捧，支持率明顯提升。冷熱之間反映出德國當前政治生態觀點分散、力量分裂的現狀。選擇黨出盡風頭，得票率提升到12.6%，升幅最大，成為德議會第三大黨，這被認為是極右翼的勝利，標誌着德國政治天平整體右傾，是繼英國脱歐、美國特朗普上台之後右翼抬頭的延續。

然而，細看各黨選民結構可知，繼續沿用傳統上“左中右”的政黨分類方法已無法有説服力地解釋上述變化，也無法解釋其與德國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甚至還遮掩了觀察德國社會現實的視角。

與普遍猜測不同的是，選擇黨的選民不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失敗者，據德媒報道，其黨員多為社會中上層及精英人士，比例不低於其他傳統大黨。選擇黨選民的社會成分，實際上與綠黨、自民黨等高度重合。在對待執政黨這一點上，選民們也表現出了高度一致，即向在野黨分流，棄離執政黨。

與其説，這次是選擇黨等在野黨的勝利，不如説是對執政黨的抗議和懲罰。這與傳統政治譜系中的“左中右”沒有太大關聯，而是體現了德國選民對社會現實和生活現狀的感受，以及由此而做出的政治選擇。

宏觀上看，德國經濟宏觀數據非常出色，在不太景氣的世界經濟中能夠多年保持增長，政府財政實現盈餘，勞務市場提供了充分就業的機會。但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沒有均衡分配，從2005年到2015年間面臨“貧困威脅”的人從14.7%增加到了15.7%，東部則高達19.1%，在不萊梅市這個數據是24.3%，而這個城市的富人數量卻在德國各大城市中位居前列，貧富差距昭然。數據顯示，德國百萬富翁人數從2009年的86萬上升到2016年的120萬，年均增幅約5%。據柏林科赫研究所的研究，富人不僅有更多的機會，而且壽命也比常人高出10歲，他們享受着私人醫保提供的高檔服務，與普通百姓排隊看病截然不同。

就業不僅是生活的來源，也是實現個人社會價值的渠道，宏觀看選民們有充分就業的機會，但新的技術和勞工政策深刻地改變了就業崗位，從過去終身單一崗位就業，轉變到現在的多崗位就業，短期就業，從業人員難以有長久預期。有研究稱，未來15年現有工作崗位60%將消失，人被工作逼着改變，在多個職位中奔波，這不斷蠶食着原本屬於家庭的時間。

從1996年到2015年，德國有孩子的家庭從760萬下降到550萬，單親家庭卻從130萬上升到160萬，其中單身母親有孩家庭從110萬增加到150萬，傳統家庭在分化，人們依賴的基本社會結構不再穩定。單親有孩家庭受貧困威脅的比率更是高居44%，這意味着在這些家庭長大的孩子缺乏教育和社會參與機會。統計顯示，德國大學畢業生中父母沒上過大學的人只佔總數的1/10，相對貧困在代際之間傳承。

近兩年的難民問題給德國帶來了新的麻煩，但更重要的是難民問題激發了選民對社會問題的不滿。在劇烈變化的時代，普通民眾指望國家提供保障和穩定，他們一再失望，在選擇黨那裏卻找到了發泄不滿的渠道，要以此教訓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對政治、對國家的信任陷入危機。德國波恩大學Blasius教授提供的一項研究數據顯示，歐洲各國民眾對政黨和政府普遍不太信任，認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權力，不關心民眾的訴求。德國Statista數據也表明，有82%的受訪者表示很不信任德國政黨。新一屆議會有709位議員，其中只有299人是選民直接選出的，餘者是得票數超過5%選票的政黨確定的人選，選民甚至不知道這些是何許人。一項調查稱，受訪人中一半多弄不明白這樣的選舉制度是怎麼回事。

德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在西方其他國家同樣存在並將延續。德國大選結果提供了一個觀察西方社會的新鮮案例。從普通民眾的角度去着眼，以“上中下”替代“左中右”更為切實。“左中右”是意識形態問題，那是政黨們的遊戲，是脱離社會現實的精英們在高談闊論。“上中下”則是社會問題，這事關民眾的冷暖甘苦。(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