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平：如何評價目前的中日關係？

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週年。45年來，中日關係經歷了奠定政治、法律基礎(1972年恢復邦交到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關係大發展(1979年到1990年代中期)和轉型期(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三個階段。

從實現邦交正常化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日雙方儘管在台灣、 歷史、 領土等敏感問題上產生過一些矛盾和摩擦，但總的説來，友好合作是兩國關係的主流，兩國關係經受住了國際形勢和各自國內政局變化的考驗，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都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為地區和平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應看到，1972年實現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國領導人出於高度的戰略謀劃和政治判斷，捐棄前嫌，以寬廣的胸懷與日本達成的和解。所建立起來的關係，是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曲折之後重歸於好的特殊關係。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圍繞中日關係的國際形勢和各自國內狀況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殊關係”難以為繼，“普通關係”勢在必行。國際上，隨着冷戰的結束，國際關係重組，中日兩國的戰略性合作紐帶不復存在了。日本進入政治轉型期，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右傾化思潮氾濫，戰後成長起來的新生代政治家進入權力中樞，他們不像老一代政治家那樣有“戰爭罪惡感”、“戰敗國意識”，亟欲摘掉“戰敗國”的帽子，加緊走向政治大國，進而在歷史和台灣等問題上，挑戰雙方達成的協議原則，導致中日關係矛盾和摩擦增多。

另一方面，中國的崛起，導致東亞出現兩強並立的局面，打破了甲午戰爭以來中日兩國實力始終不對稱的格局。面對新現實，日本缺乏心理準備，失落感、危機感交集，失去自信而困惑，不知道應如何同中國打交道;日本右翼勢力則由於失去對中國的優越感，產生焦慮、不安情緒乃至不服氣和對抗心理，有些人要對中國説“不”。21世紀初小泉首相一再參拜靖國神社和2010年以來日本為政者屢屢在釣魚島問題上莽撞行事，都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典型反應。

中日關係“新常態” 應該承認，中國的快速發展對中日關係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中日力量對比變化對日本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在我看來，這幾年，日本不斷製造麻煩，挑戰中日關係的底線，不是強大的表現，而是迷茫、彷徨、一種心理頓挫後困惑的反映。這種現象緣於中國在日本的外交定位問題上尚未獲正確解決。也就是説，對於日本來説，中國究竟應是戰略合作伙伴，還是戰略防備對手的問題，尚待解決。這是中日關係在舊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起來的表現，表明中日關係正處在轉型的過渡期，在如何對待今天的中國方面，日本正在經歷漫長而艱難的外交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過程，日本要接受身邊強大的中國，可能還需要時間。

我認為，日本對華政策的調幅其實很小，絕大部分日本人都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日本社會確實有一定的所謂“嫌中”情緒，這種情緒因釣魚島問題還有所升温，但大部分人能分清“情緒”和“理智”的區別。在理智上，朝野上下都知道中國很重要，深諳發展對華關係可以獲得很大利益，這不僅是指經濟方面，也包括安全外交諸多方面。正是這種民意背景，迫使安倍首相在力推其國內政治轉型取得突破性進展後，不得不做出改善對華關係的姿態，一再喊話希求實現首腦會晤，修補同中國的關係。

經過雙方努力，2014年APEC北京峯會前，兩國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在此基礎上，兩國關係開始恢復和改善進程，但由於中日關係仍處在以矛盾和摩擦頻發為特徵的轉型期，舊平衡被打破了，而新平衡尚未建立起來，中日之間經濟上的互需與政治上的博弈共存成為“新常態”，是一個不穩定、前景模糊的時期，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因為造成這種局面的背後有相當複雜的原因，只要這些複雜的因素存在，中日關係就只能在目前的處境中徘徊，謀求改善關係的努力難以明顯奏效。因此，欲真正改善中日關係，要治標，更要治本。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外交部前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