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巴勒斯坦內部和解的意義與挑戰

10月2日，由巴勒斯坦和解政府總理拉米•哈姆達拉率領的代表團抵達加沙地帶，開始着手恢復對加沙行使政府職能，標誌着巴實現內部和解邁出實質步驟。哈姆達拉的這一舉措，將很可能結束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控制區的政治分離狀態，實現未來巴勒斯坦內部的和解與統一。

從2006年巴勒斯坦大選，尤其是2007年巴勒斯坦量大派別哈馬斯和法塔赫“火併”以來，加沙地區和約旦河西岸地區就處於事實上的分裂狀態。哈馬斯認為自己陣營贏得了2006年的巴勒斯坦大選，應該主導未來的巴勒斯坦民族政府;而法塔赫則拒絕交出權力，並且將哈馬斯在約旦河西岸的活動視為非法。

2006年巴勒斯坦舉行的大選，是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推動下舉行的。時任美國總統的布什對於“民主化”十分痴迷，認為一個“民主化”的中東，將會從根本上削弱伊斯蘭極端主義生存的土壤;而一個“民主化”的巴勒斯坦，也必然會削弱伊斯蘭極端組織，如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吉哈德)在巴勒斯坦民眾中的影響力。但是2006年大選結果卻讓人大跌眼睛，哈馬斯贏得了大選並且佔據了132個議席中的74席(其中兩個席位是以獨立人士身份競選的哈馬斯成員)。

議會選舉之後，哈馬斯和法塔赫開始組建“聯合政府”，而勝選的哈馬斯則推出了温和派領導人哈尼亞擔任政府總理。但是哈尼亞的政府很快面對諸多挑戰，一方面哈馬斯開始擅自組建自己的“警察部隊”，希望能夠通過新一屆政府的方式來“另立門户”，在巴勒斯坦政府的門户下建立自己的獨立武裝;而另一方面，法塔赫並不願意交出權力，尤其是基層的準軍事組織“阿克薩烈士旅”經常與哈馬斯的準軍事團體“卡桑旅”發生衝突，導致局勢失控。

而在隨後的將近一年時間內，哈馬斯和法塔赫之間矛盾開始升級，雙方的派別間仇殺愈演愈烈。法塔赫和哈馬斯之間的矛盾不斷積聚，最終促成了在2007兩派的火併事件。作為高舉“伊斯蘭”旗幟的政治社會團體，哈馬斯在加沙地區根植過年，因此擁有極強的社會影響力。當雙方在加沙地區發生衝突之後，哈馬斯很快全盤接管加沙政局，而法塔赫政治成員或是臨陣倒戈，或是落荒而逃，加沙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為了哈馬斯的控制區，法塔赫控制下的約旦河西岸與哈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區也就分裂至今。

巴勒斯坦內部的政治派別爭端，使得巴勒斯坦陷入事實上的分裂。而相互敵視的兩大陣營，也使得巴以和談受到了巨大的阻礙。巴勒斯坦任何一方在巴以問題上做出一定的讓步，必然伴隨着另一派的激烈批評和抨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巴勒斯坦內部形成統一的意見，開啓與以色列的和談進程。

這次哈馬斯決定單獨做出巨大讓步，是在埃及的斡旋下實現的。當然，這並不是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馬斯之間第一次出現“和解協議”。事實上從2007年開始，國際社會尤其是中東國家就開始不斷的斡旋和調節巴勒斯坦內部矛盾。比如2007年沙特阿拉伯調解下的《麥加協議》，2008年在也門簽署的《薩那協議》，2011年在埃及簽訂的《開羅協議》，2003年在卡塔爾簽署的《多哈宣言》，以及在2014年簽署的《加沙協議》等，一系列協議的核心思想，就是停止分裂狀態，通過大選的方式來形成未來代表巴勒斯坦的新一屆政府。但是過去的諸多協議，都最終以失敗告終。

這一次在埃及斡旋下的協議，之所以會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且很有可能改變巴勒斯坦內部的分裂狀態，主要是由於今年上半年哈馬斯內部所經歷的政治人員變動。領導哈馬斯多年的政治局負責人馬沙阿勒到任離職，而接替馬沙阿勒的，是被外界視為哈馬斯內部温和派的哈尼亞。與此同時，在2017年5月份，哈馬斯發佈了新的《綱領文件》，代替了1988年哈馬斯剛剛成立時的《憲章》。《綱領》相較於《憲章》，剔除了諸多“伊斯蘭極端主義”言辭，同時更加註意爭取巴勒斯坦未來的政治獨立，這也為巴勒斯坦內部政治和解帶來了機遇。

巴勒斯坦兩大派別和解，並不代表着未來哈馬斯與法塔赫之間的裂隙會完全消除，更不代表着巴勒斯坦派別紛爭就此會結束。實際上儘管同意法塔赫進駐加沙，但是加沙未來哈馬斯控制下的準軍事派別“卡桑旅”，以及這些年建立起來的加沙軍事警察系統，如何安置這些隸屬於派別而不是政府控制下的軍事勢力和組織，將會成為考驗未來巴勒斯坦派別和解的重要難題。

此外加沙地區公務員工資與待遇問題，也會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在哈馬斯單獨控制加沙之前，大約有58000名公務員在加沙的公共機構工作。哈馬斯和法塔赫的聯合政府分裂後，法塔赫退出加沙地帶，要求加沙的公務員停止工作，但仍然為他們提供薪水。為維持加沙政府的正常運轉，哈馬斯任命了自己的公務員，僱傭了大約5萬名員工，建立起了與西岸平行的行政系統。而未來“和解”之後，加沙地區的公務員如何安置，工資如何妥善解決，這些都將成為非常棘手的難題。

當然，巴勒斯坦內部關係在未來並不會因為哈馬斯此次主動和解而“一路坦途”，法塔赫十分牴觸再次舉行大選，長期以來巴勒斯坦民眾中對於哈馬斯的支持率要高於法塔赫;加沙地區長期面臨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鎖，社會經濟發展負擔沉重，如何彌合分歧，消除隱患，將會極大的考驗未來巴勒斯坦兩大政治派別的和解努力。（作者為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科學學院博士候選人，全球化智庫（CCG）特約研究員）